文論關鍵詞研究理論基礎與學術模式建構

　文論關鍵詞研究是近年來文論研究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成果頗豐。但必須承認，有很多根本性問題還缺乏共識，仍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筆者認為，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模式，它有自己的理論來源和理論基礎，也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途徑和意義價值。當今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還有相當多關鍵性問題處于模糊狀態，需要厘清，從而改進并進而推進文論關鍵詞研究，建構一種新的文論研究范式。

　一、文論關鍵詞研究與威廉斯國內學界一般都把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的西源追溯到雷蒙·威廉斯（1921—1988），具體地說就是追溯到《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以下簡稱《關鍵詞》）這本書。比如黃擎說：“‘關鍵詞批評’孕育于文化研究這一母體之中，源自雷蒙·威廉斯的創造性想法。雖然雷蒙·威廉斯本人并沒有直接使用‘關鍵詞批評’這一名稱，但他卻是第一位明確提出并全面實踐‘關鍵詞批評’的學者。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正式開創了以‘關鍵詞’解析為社會和文化研究者有效路徑的獨特方法，可視為‘關鍵詞批評’興起的標志。”也就是說，威廉斯是一般關鍵詞研究的開創者，他主要是在研究模式的意義上成為文論關鍵詞研究的先驅。

　雷蒙·威廉斯在英語世界主要以文化研究著稱，是一位“新左派”，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有很大的貢獻和影響。但實際上，雷蒙·威廉斯同時也是一位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并且他的文學批評先于他的文化研究，他最早的成名作就是《閱讀與批評》，《關鍵詞》一書則是他比較晚期的著作，初版于 1976 年，在中國的影響也遠遠大于他的其他漢譯著作。其實，《關鍵詞》最初只是《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的附錄，后來才獨立成書，第二版又作了修訂和補充。

　現在看來，《關鍵詞》之所以是真正的關鍵詞研究，根本原因就在于雷蒙·威廉斯更重視詞義的歷史變遷和復雜性，而不是詞的“標準義”。同時他所選擇的“詞”都是“概念”而非人名、地名、物質名詞、日常語言的形容詞、動詞等，比如“民主”“階級”“平等”“經驗”“歷史”“文化”“主義”等。陸建德評價《關鍵詞》說：“威廉斯討論關鍵詞的詞義時偏重歷史考察，不過他在詞源學上的興趣是與他的政治關懷難分彼此的。因此，本書中的各個詞條讀來像一篇篇長短不一的論爭文章，論爭的題材不是泛泛的綱領，而是語言背后的情感色彩和隱含動機。”這個概括和評價是非常準確的，正是在“歷史考察”和“詞源學”的意義上，《關鍵詞》不是詞典編纂而是關鍵詞研究。譯者劉建基在“導讀”中說：“《關鍵詞》一書即是探討各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詞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的相關性、互動性。”又說：“《關鍵詞》既不是一本詞典，也不是特殊學科的術語匯編；既

　不是詞典發展史上的一串注腳，也不是針對許多語詞所下的一串定義之組合……大體而言，這本書可以幫助讀者認識各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復雜性與不同用法，以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復、轉移等過程。”筆者認為這才是學界認定威廉斯在關鍵詞研究中具有開創性的真正原因。

　威廉斯特別強調“詞義”的“關聯性”，西方有學者對他的“關聯性”內涵進行總結，認為有六個特點：“（一）找出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及其變異用法；（二）將用法和語境串聯在一起；（三）將過去的用法與新近的用法并列；（四）尋構各知識領域間的相互關系性；（五）由對普遍通用詞匯的省思，來分析各階段的社會生活之關聯性；（六）辨識出專門語匯與普通用語的相關性。”這些特點涉及詞義的生成、詞義與語境之關系、詞義研究的跨學科性、思想詞語與日常詞語的區別、詞義的歷史性等，這和語言學的詞語學、詞義研究具有本質區別，而這些正是關鍵詞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一意義上，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的確是一種新的學術模式。

　我們應該充分承認威廉斯在關鍵詞研究方面的開創性及其影響，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其研究的草創性。事實上，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學術模式是不明確的，對于其理論基礎、模式、范圍、目標、途徑和價值意義等，他都缺乏明確的表述，也就是說，他的研究并非理論自覺。為什么要寫作《關鍵詞》這本書，威廉斯

　在“導言”中說得很清楚：“我開始……探索‘文化’這個詞的涵義。由于這個詞的用法困惑我心，我戮力思索，將其聯想到其他的詞：‘階級’、‘藝術’、‘工業’以及‘民主’……于是我開始大量的閱讀，試圖更清楚地了解每一個詞的內涵。”“從‘美學’到‘作品’。于是，我開始收集這些詞匯，并且試圖了解它們。”“接下來，我從中選了 60 個詞，并且寫上注解及短評來討論它們。我想要讓它們成為《文化與社會》那本書的附錄。”但后來出版社不愿意接受這個“附錄”，于是威廉斯就把它獨立成書并進行了大幅度修改、調整。由此可見威廉斯并不是有意識地進行關鍵詞研究，至少他當時不是把它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模式。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本質上是深入研究思想概念的必然結果，也就說，只要真正深入研究文化問題，就必然會追尋“文化”這個概念，必然會涉及“文化”這一概念的起源，內涵的發展變化，不同學者對這個概念的不同使用、賦予不同的含義，這個概念的民族差異、國家差異、時代差異等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進入了關鍵詞研究的模式。同時，“文化”作為概念其意義并不是由“文化”這個詞本身決定的，它是由“文化”與其周邊的詞的關系決定的，除了“藝術”“美學”“作品”這些以外，還包括“階級”“工業”“民主”等，從意義上來說，詞具有“簇”的特點，當我們以“文化”為中心即以“文化”為關鍵詞的時候，圍繞“文化”有一大群詞，這些詞從“文化”的視角來說又是分層級的，有的離“文化”近，對其涵義影響大，有的離“文化”遠，對其

　涵義影響小。由探尋詞義而延及相關詞，并根據其重要性而確定其“關鍵”性，從而走向關鍵詞研究，這于威廉斯來說是自然而然的過程，而非自覺。

　因為缺乏語言理論和哲學理論上的自覺性，所以我們看到，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其實是非常初步的。他本有從探討“文化”詞義的角度研究文化也即從概念的角度研究“文化”思想和“文化”問題的意圖，但《文化與社會》一書大部分仍然是脫離“文化”概念研究文化，主體仍然是研究文化現象——文學、文學批評和美學，還涉及其他藝術，仍然是傳統抽象的籠統的研究方式，所以《文化與社會》不屬于“關鍵詞研究”。只是《文化與社會》一書寫到最后威廉斯才發現與“文化”相關聯的詞對于“文化”詞義的意義，因而補充性地列了一個“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作為附錄和延伸。問題是，僅從“文化”詞義的角度來說，作者對這些詞的介紹和解釋是足夠的，但作為文化問題的關鍵詞研究，它們則過于初步，仍然具有詞典性。假如深入研究這些詞，我想威廉斯也會發現這些詞語和“文化”一樣，也是非常復雜的，有更多的關聯詞語，它們都有“文化”的品性，但都可以作為獨立的而不是屬于“文化”的關鍵詞。

　我們承認威廉斯對文論關鍵詞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其開創性的貢獻，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不論是從學術模式上還是從具體內容上都還是相當初步的，成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事實上，除了《關鍵詞》一書以外，威廉斯其他的學術著作并沒有采用關鍵詞研究的模式，而基本上是《文化與社會》的傳統學術模式，在威廉斯的學術生涯中，《關鍵詞》一書極具偶然性，不過是曇花一現，是意外收獲，且給他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聲譽帶來的也是意外驚喜。威廉斯其他著作中，《政治與文學》是一部訪談錄，主要是關于威廉斯個人生平和學術研究的?！多l村與城市》一書主要是通過梳理英國文學中有關“鄉村”與“城市”的描述來討論英國的鄉村與城市問題，當然對于鄉村與城市問題也具有理論意義，但它是一部文學研究著作而不是思想史或社會學著作，并沒有把“鄉村”與“城市”作為術語、概念和范疇來研究，與關鍵詞研究沒有絲毫相似性?！冬F代悲劇》一書，主要是研究悲劇觀念和現代悲劇思想，全書分為兩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現代悲劇文學”，主要是討論易卜生、米勒、奧尼爾、斯特林堡、托爾斯泰、勞倫斯、艾略特、貝特克、尤內斯庫、加繆、薩特、皮蘭德婁、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悲劇創作，這同樣不是關鍵詞研究模式。倒是第一部分探討歷史上的“悲劇觀念”，似關鍵詞研究，或者說很容易就會走向關鍵詞研究，但事實上很遺憾，它不是，也沒有走到這一步，討論的還是抽象的悲劇“觀念”而不是“悲劇”術語、概念和作為審美范疇的問題，不是從“詞”或者“關鍵詞”的角度研究問題?！堵L的革命》分三部分：“第二部分將解釋和分析某些主要的文化制度——從教育到報刊——的發展，以論述某些藝術形式與社會的一般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系

　列短論收尾。”第三部分“將回到在這篇序言中所勾勒的漫長的革命這一主題”，這顯然也不是關鍵詞的研究方式。只有第一部分重視定義，“試圖分析我們平常所使用的‘個體’和‘社會’的概念，描述這方面的某些典型的關系”。主要考察了英語中的“模仿”“創造”“個人”“社會”“藝術”等概念，但既缺乏“共時”的橫向比較，也缺乏“歷時”的演變發展梳理，所以，作為“詞”的研究還很初步，更沒有提升到“關鍵”的層面。

　二、文論關鍵詞研究與索緒爾文論關鍵詞研究總體上可以歸入當代世界范圍內的學術模式“語言論轉向”之中，也即“語言論轉向”在文論研究中的表現。文論關鍵詞研究與傳統文論研究最大的區別在于，傳統的文論研究是籠統抽象地討論文論思想和文論觀點，而文論關鍵詞研究則是從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的角度研究文論思想，包括其發展變化、跨地域性、跨學科性等，通過剖析詞義的復雜性從而研究文論思想的復雜性。作為“語言論轉向”的一個典型，文論關鍵詞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原則大多數都是在索緒爾那里確立的。

　20 世紀，學術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一場深刻的變化，就是“語言論轉向”。哲學家對它的描述是：人類在思想方式上大致經歷了三種模式，即“本體論”“認識論”和“語言論”，“在古希臘，

　哲學家關心本體論問題，即‘存在什么’，世界的本質構造是什么的問題”，“笛卡爾把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從本體論轉移到了認識論，他給哲學規定的任務是要回答‘我們知道什么，我們的知識的依據是什么’的問題”。這是第一次轉向，即“本體論”向“認識論”轉向。第二次則是從“認識論”向“語言論”轉向，學術更關注思想的語言本質問題，關注我們如何表述這個世界，關注語言如何規定和制約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等，“語言論轉向”被稱為“哥白尼式革命”。“語言論轉向”不是首先在哲學領域發生，而是起源于語言學，其先驅及其理論基礎就是索緒爾及其“普通語言學”。索緒爾在語言學思想上有很多突破，其中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對思想的語言學認識，索緒爾反復強調“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也就是說，觀念的本質是語言，思想是語言的思想，語言之外沒有思想，這個觀念對后來的語言哲學以及分析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等哲學都有深遠的影響?？梢哉f是索緒爾開啟了現代語言哲學?，F代學術“語言論轉向”其實就是從索緒爾這里開始的，雖然回首梳理人類語言學思想，學術界又發現早在索緒爾之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觀念，比如 18世紀的天才語言學家洪堡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說：“沒有語言，就不會有任何概念，同樣，沒有語言，我們的心靈就不會有任何對象。”又說：“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人從自身中造出語言，而通過同一種行為，他也把自己束縛在語言之中；每一種語言都在它所隸屬的民族周圍設下一道樊籬，一個人

　只有跨過另一種語言的樊籬進入其內，才有可能擺脫母語樊籬的約束。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學會一種外語就意味著在業已形成的世界觀的領域里贏得一個新的立足點。”就是說，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對象等都是由語言決定的或者說是語言形式的，并且不同的語言體系產生不同的思想體系，某種思想的缺失其實是語言體系在術語、概念和范疇上的缺失。這都是非常重要的觀念，但洪堡特這些語言思想是因索緒爾語言論而重新被發現的，或者說是因索緒爾語言論而使我們重新認識到其價值的。

　黃擎評價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關鍵詞批評’建構了一種新的理論范式，以核心術語為考察重心，從歷時和共時層面梳理并揭示出詞語背后的政治思想傾向與人文蹤跡，具有獨到的研究視角和開闊的理論視野。”這里所謂“歷時”和“共時”其實都是索緒爾的概念，索緒爾語言學理論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普通語言學研究的“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模式問題。在索緒爾這里，“歷時”與“共時”與其說是語言研究的模式突破還不如說是學術方法的突破，在講語言的“共時”性研究與“歷時”性研究之前，索緒爾先總結出學術研究的“歷時”與“共時”兩種模式，他認為任何學術研究都可以分為兩條軸線：“（1）同時軸線，它涉及同時存在的事物間的關系，一切時間的干預都要從這里排除出去；（2）連續軸線，在這軸線上，人們一次只能考慮一樣事物，但是第一軸線的一切事物及其變化都位于這條軸線上。”“如果不考慮這兩條軸線，不把從本身考慮的價值的系統

　和從時間考慮的這同一些價值區別開來，就無法嚴密地組織他們的研究。”所以，我們看到，索緒爾“歷時”與“共時”不僅是兩種語言學研究模式，更是兩種學術方法，這是索緒爾對語言學的巨大貢獻，更是對整個世界學術的巨大貢獻。

　從關鍵詞角度研究概念的思想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共時”性的學術方法或學術模式，這當然是非常必要且首要的，索緒爾描述語言共時研究：“我們研究語言事實的時候，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對說話者來說，它們在時間上的連續是不存在的。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種狀態。所以語言學家要了解這種狀態，必須把產生這狀態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歷時態。他要排除過去，才能深入到說話者的意識中去。歷史的干預只能使他的判斷發生錯誤。”也就是說，“共時”性語言研究更強調語言的現時系統性，更強調語言的應用性即工具性，不僅研究詞語，還研究語法、語音等，著眼于語言的意義體系以及使用價值。“語言是一個系統，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應該從它們共時的連帶關系方面加以考慮。”但“共時”研究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把術語、概念和范疇的意義固化，即“當前化”或平面化，索緒爾稱之為“語言狀態的科學”或者“靜態語言學”，強調各概念之間的邏輯性，網絡結構，但消弭了概念的時間維度和空間差異。對于語言學來說，“共時”研究是基本或基礎研究，“歷時”研究則是高級研究。對于文論來說，“共時”研究當然不可或缺，但“歷時”研究有不同于“共時”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任何時候，言語活動既包含一個已定

　的系統，又包含一種演變”。“歷時”研究可以更充分、更細致地揭示文論概念的起源和演變、歷史差異性、語言差異性以及復雜性等，更具有思想史價值。“正因為它的復雜性，我們越有必要按照兩條軸線順次加以研究……我們在解釋語言的連續性時提到的符號的眾多，使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同時研究它們在時間上的關系和系統中的關系。”語言學對詞語的研究主要把詞語置于語言體系中確定其意義，而文論對概念的研究更重視概念意義的沿襲與演變，從而研究文論思想的發展變化。“歷時”和“共時”不僅是兩個概念，更是兩種思維方式，它們可以說是文論關鍵詞研究最重要的原則。

　威廉斯的《關鍵詞》特別強調“詞語”，這是索緒爾思想的本體；而威廉斯強調關鍵詞本身之間的“關聯性”，比如譯者在“導讀”中說：“《關鍵詞》一書即是探討各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詞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的相關性、互動性。”這同樣是索緒爾所強調的語言作為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索緒爾認為，個人不能改變詞義，詞的意義并不是由它本身決定的，而是由它同周圍詞之間的關系決定的，“在同一種語言內部，所有表達相鄰近的觀念的詞都是互相限制著的”。又說：“任何要素的價值都是由圍繞著它的周圍的要素決定的，甚至指‘太陽’的詞，如果不考慮到它的周圍的要素，也沒法直接確定它的價值。”這其實就是詞義的“關聯性”原則，由此可見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與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一脈相承，同時也可見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和傳統的詞

　典式的語言學語詞研究之間有很大的不同。當然，威廉斯不僅僅只是接受和繼承了索緒爾的思想，同時也繼承和接受了根源于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結構主義、現象學等思想。

　《政治與文學》一書是威廉斯接受《新左派評論》編委訪談的對話記錄，關于《關鍵詞》一書，記者問：“至少在英語世界內，《關鍵詞》代表的這種歷史語義學似乎完全是一種原創性的探險……你是否受到了與《關鍵詞》有直接關聯的其他語言學研究的影響，或者對它們產生了興趣？”威廉斯的回答是：“我一直在閱讀更多的語言理論。盡管現在我知道有一兩個可能與我相關的學派，例如致力于某些中世紀詞語的德國學者們，但是在當時，我不能找到在實踐或者理論上沿著同樣方向前進的任何其他研究。所以在此意義上讓人非常強烈地感覺到我仿佛一直是在獨立地工作。實際上，我當時在讀的多數語言學作品（特別是 1960年代的作品）在傾向上是結構主義的，偏離了意義中的歷史發展這一觀念。我認為我有某些對其作出反應的沖動，我強烈地感受到不但需要結構分析，還需要一種歷史語義學。”這似乎是否定了索緒爾對他的影響。威廉斯沒有讀索緒爾的著作，這也許是事實，沒有受其他語言學思想的影響，這也許同樣是事實。但 1960年代，索緒爾的思想已經深入到學術各領域，特別是在哲學、文化和文學理論領域，其理論已經如鹽融入于水而滲透到各個方面變成了常識，比如威廉斯提到的“結構主義”，其源頭同樣可以

　追溯到索緒爾那里，只是到了 1970 年代結構主義已經獲得巨大的發展，和當初的結構主義完全不同了，索緒爾的思想在結構主義那里已經深潛。更大的可能性是，索緒爾思想從方法和思維方式上都對威廉斯造成了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威廉斯受了索緒爾的影響但卻不自知。

　“關鍵詞”的概念的確是威廉斯提出來的，《關鍵詞》的確是迄今我們見到的最早的關鍵詞研究著作，但其實，在威廉斯之前就有類似的研究，只不過沒有冠名“關鍵詞”而已。比如 1952 年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輯出版了一套大型思想文化叢書《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其中前 2 卷為“論題集”，中文翻譯為《西方大觀念》（兩卷），內容“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 102 個觀念，如存在、民主、藝術等，其意為后面各卷的偉大著作提供一個總論性的概述和主題索引”，“其文字并不是對該觀念的詳盡分析，而是勾勒出該觀念的基本輪廓，引導讀者去閱讀支撐該觀念的一批西方偉大著作”。這里，102 個大觀念又可以說是整個西方思想文化包括自然科學的 102 個關鍵詞，可以稱之為“一級關鍵詞”或“頂級關鍵詞”。而每一個一級關鍵詞又有更多的屬于自己的關鍵詞，可以稱之為“二級關鍵詞”，事實上，《西方大觀念》也是這樣處理的，“又從 102 個大觀念中梳理出將近 3000 個分類主題”，近 3000 個分類主題其實就是3000 多個二級關鍵詞。這和《關鍵詞》在結構上非常相似，書名如果翻譯成“西方思想的 102 個關鍵詞”之類似更為準確。

　 三、文論關鍵詞研究的現狀及范式建構當今，文論關鍵詞研究的確深受威廉斯的影響，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如此。很多文論關鍵詞研究的著作都效仿威廉斯《關鍵詞》一書的模式。比如《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全書 32 章，大致是用 32 個文論術語來概括的，如“開端”“讀者”“作者”“敘事”“人物”等，更重要的是，作者對這些關鍵詞的研究并不是從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角度進行的，而是研究普通的文論觀念問題，是文學現象概括而非文論概念研究，比如“悲劇”“敘事”“意識形態”等各章研究的是與悲劇等相關的問題而不是與“悲劇”等相關的概念。再比如美國學者于連·沃爾夫萊著《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一書，選擇“術語、概念和主題共計四十有余”，這個數量就決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本非常深入的學術著作。作者特別強調術語意義的復雜性，這是正確的，但文論關鍵詞的復雜性不只是“共時”層面的，更重要的是“歷時”層面的，且歷史的差異性遠大于同時代不同個體使用的差異性，真正的文論關鍵詞研究必須具有“歷時”的維度，在方法上具有?？?ldquo;知識考古學”的性質。而文論關鍵詞研究一旦進入“歷時”層面，涉及歷史、社會、藝術、哲學以及文學史等，那就變得更復雜了，一個“關鍵”概念就可以寫一部甚至幾部專著，絕不可能像《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一樣一本著作就能研究 40 多個文論關鍵詞。

　中國的文論關鍵詞研究也是這樣。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早自 2002 年元月起就開辟“西方文論關鍵詞”欄目，迄今仍未結束。2006 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西方文論關鍵詞》一書，共收錄 83 個詞條；2017 年又出版第二卷，“收錄 2010—2016 年的專欄文章共 82 篇”，僅這兩本書就有 165 個關鍵詞了，這還不是《外國文學》所刊發“關鍵詞”文章的全部。詞的選擇、解釋的模式、解釋的詳細程度，都明顯和威廉斯的《關鍵詞》具有相似性，只不過這些詞更集中在西方文論方面，解釋更具體、更詳細并且具有研究性，有自己的觀點。如果說威廉斯的關鍵詞是“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那么，這兩本書則是“西方文論的詞匯”。

　這種影響還表現為當今各種文論關鍵詞研究都具有濃厚的文化研究的特點。胡亞敏等著《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是研究西方文論關鍵詞與中國當代文學、文論與批評關系的重要著作，作者選擇了 10 個關鍵詞，但這些詞多數不是文論專屬，除了“文學性”“敘事”“文本”“延異”以外，其他 6 個詞都是公共關鍵詞，比如“隱喻”和“反諷”起源于語言學，只不過比較早地在文論中使用而已。汪民安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收 200 多個“條目”，“褶子”“陣地戰”也是關鍵詞，作者對每個“詞條”都進行了非常簡單的介紹，諸如誰提出來的、基本內涵是什么以及評價等，并沒有呈現出其“共時”層面上的差異性，其實是專題性的術語、概念“文化辭典”，仍然是“名詞解釋”模式。周憲編著的《文化研究關鍵詞》，基本上是資料性“工具書”，

　作者選擇了 41 個文化術語，對每個術語除了極簡單的介紹以外，主體是摘錄名家的觀點并注明出處。王曉路等著《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主要依據當代西方權威的工具書和有定評的理論專著，對文化批評中最主要的 28 個關鍵詞，從基本界說、文化研究及文學研究的相互關系、文化批評理論話語的問題性等方面進行了梳理，重點是文化與文學研究的關系，側重點是文化批評”。吳錫德編著的《法國制造：法國文化關鍵詞 100》，其實是有關法國文化主要是現代法國文化的一些詞語的解釋，有“愛情”“這就是人生”“足球”“拿破侖”等“詞語”，這里所說的“關鍵詞”實際上指的是法國文化使用比較多的詞語甚至短語，而不是關鍵詞研究中特指的術語、概念和范疇。這些著作各有特點，都是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的重要成果，對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范式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可以說都是“泛文論關鍵詞研究”，都非常強調文化研究，重視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關鍵詞的文化和社會根源，這明顯是威廉斯《關鍵詞》一書的研究模式和套路。

　在文論關鍵詞研究上，威廉斯《關鍵詞》是一部里程碑性質的著作，其影響太大，以致很長時間我們的文論關鍵詞研究都籠罩在他這本書的影響里。今天，我們應該反思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比如，中國當前文論關鍵詞研究也包括國外關鍵詞研究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歷時”層面的缺失，“始末”關系研究不夠，很多關鍵詞研究根本就沒有“歷時”的維度，把不同時代的意義甚至相互矛盾和沖突的意義并置，對于很多已經消失了的意義也缺乏

　“考古”，從中我們根本看不到文論關鍵詞的意義從發生到演變發展的過程。同時，我們應該追溯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模式的理論基礎，主要是語言學基礎、哲學基礎，當然也包括文學理論基礎。

　文論關鍵詞研究的語言學理論基礎是索緒爾開創的現代語言學。“關鍵詞”是語言形態，是詞的形態，作為詞和語言，它的意義規則是什么樣的？是如何生成的？語言和思想是什么關系？我們如何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思想？這種研究有什么價值和意義？應該遵循什么樣的模式？其實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都已經進行了奠基性的論述，我們今天應該深入研究索緒爾，從索緒爾思想中尋找文論關鍵詞研究的理論資源，而不是拋棄索緒爾，甚至本末倒置。

　文論關鍵詞研究的哲學基礎則是語言哲學，現代語言哲學當然也與索緒爾有關，某種意義上說是起源于索緒爾，但語言哲學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建構和發展，已經和當初面目全非，它從各方面吸取營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自己完備的從方法到目標到具體操作到意義的流程。語言哲學特別是與語言哲學有關聯的分析哲學、現象學等已經不僅僅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而且是一種學術思維和學術模式，具有方法論意義，對人類思想的各領域都有影響，導致整個學術的“語言論”轉向。語言哲學的中心觀點是：思想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語

　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爾語），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很多思想問題都是語言問題，可以通過對語言的分析來解決。人類通過改變語言而改變思想，從而改變行為，進而改變社會，而不是相反。這些對文論關鍵詞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也是關鍵詞研究的核心內容，也即通過研究關鍵詞來研究文論思想，文論關鍵詞內涵的復雜性正是文論思想的復雜性，文論關鍵詞內涵的歷史變化正是文論思想的歷史變化，文論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之間的關系正是文論思想與其他思想的關系，關鍵詞的國家、民族、時代的差異性正是文論思想在傳播、翻譯和遷移過程中的差異性，文論關鍵詞的語境其實就是關鍵詞與它周邊詞之間的關系問題。

　而文論關鍵詞研究的文學理論基礎就是歷來文論家有關文學的論述，但這種理論基礎不是觀點，不是抽象的思想，而集中在術語、概念和范疇上。從文論關鍵詞的角度來說，文論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才是文論的核心內容，各種所謂觀念或觀點不過是術語、概念和范疇體系以及話語方式的表象。觀念深層地受制于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學術范式的建構，除了要繼承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威廉斯的學術方法以及更為深層的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現象學、結構主義等哲學思想以外，更重要的則是沿著索緒爾和威廉斯所開創的關鍵詞研究前行，建構完備的體系。

　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與傳統的文論研究相比，主要有四大特征：

　第一，文論關鍵詞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對文論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進行研究。文論關鍵詞研究當然不是語言研究，從根本上它仍然是文論研究，但它不是抽象地研究思想，而是通過分析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來研究文論思想，或者說始終不脫離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來研究文論思想。今天，中國文論建設強調話語建構，強調以中國話語為途徑建設中國自己的文論體系，整個學術都認識到話語建設的重要性及其根本性，這是正確的，也是切中要害的。

　第二，文論關鍵詞研究更重視文論在歷史過程中的發展和變化。但文論關鍵詞研究對文論歷史衍變過程的梳理不是籠統的思想梳理，不是按照文論家、批評家、思潮、流派的邏輯順序，而是“專題”性的，以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為中心，一個文論關鍵詞的歷史就是一種文論思想的歷史，一個文論關鍵詞的衍變就是一種文論思想的衍變。文論關鍵詞研究對術語、概念和范疇的研究與詞典學通過“語料”歸納“詞義”具有質的區別，它從“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兩翼展開。“歷時”方面，它強調關鍵詞意義的時間性，諸如原初義、衍變義、派生義、轉義等，一個關鍵詞有很多意義，但這些意義有時間差異性，有的意義產生的時間早，有的意義產生的時間晚，有的是已經廢棄的意義，有的

　是正在使用的意義，有的是偏僻意義，有的是廣泛使用的意義，詞典可以把這些意義并列起來，不分產生之時間先后以及使用之廣狹，但文論關鍵詞研究不是這樣。文論關鍵詞通過研究文論關鍵詞意義的歷史變遷而研究文論思想的發展過程。

　第三，文論關鍵詞研究更強調文論差異性研究。文論研究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有很多分歧和爭論，這些爭論和分歧表現為思想和觀念的差異，但深層則與術語、概念和范疇在使用上的意義不一致有很大的關系。文論關鍵詞不僅具有時代差異，還有個性差異，同一個關鍵詞不同的理論家使用時其內涵有差異，這種差異有時是細微的，有時則很明顯。詞典對這種差異是忽略不計的，在詞典中，關鍵詞在同時代里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單一的。文論關鍵詞更強調對這種差異性進行研究從而研究不同理論家的不同思想，或者說研究這種差異性的深層原因。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同時代人，他們對“詩”的使用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的本質是觀念的不同，過去，我們主要是分析“觀念”之間的差異，但文論關鍵詞研究則要通過對比概念之間的差異從而揭示作為根本原因的觀念差異。再比如康德和黑格爾是同時代人，他們對“文學”的定義不同因而文學觀念也不同，過去，我們主要是分析二者在思想上的不同，但文論關鍵詞研究則深層地研究他們使用的“文學”概念之不同從而揭示其思想之間不同的根本原因。文論關鍵詞研究不是文論名詞解釋，它是文論思想研究，更

　強調研究文論關鍵詞在“共時”使用的層面上其意義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當然，僅有這種研究還是不夠的。

　第四，文論關鍵詞研究是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研究，還是影響研究。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它還有一項特殊的內容，就是不脫離語言研究文論關鍵詞“旅行”問題，包括中國古代文論關鍵詞“旅行”到外國，比如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后的變化，更包括西方文論關鍵詞“旅行”到中國時的“異化”和“歸化”以及造成中國古代文論關鍵詞現代化的問題。地域、國別、民族以及特殊的社會、思想文化、語言等都會影響文論關鍵詞的意義衍變，關鍵詞的意義并不是由它本身決定的，而是在使用中呈現出來的，深受“語境”的影響，這里的“語境”除了上下文之間的關系以外，還包括廣泛的社會思想環境、民族文化背景、現實的政治經濟等因素。所以，西方文論概念內涵與外延的中國“歧變”也是文論關鍵詞研究非常重要的內容，但這是更復雜的研究。

　文論關鍵詞理論基礎來源于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特別是他關于語言的思想性、研究模式的“歷時”與“共時”，迄今仍然是文論關鍵詞研究的根基。而威廉斯對于文論關鍵詞研究具有開創之功，其《關鍵詞》一書已經成為一種模式，影響了中外絕大多數一般關鍵詞研究和文論關鍵詞研究。但文論關鍵詞研究應該在繼承索緒爾、威廉斯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前行，需要借用語言學

　理論、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現象學哲學、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西方文學、中國文學、翻譯學等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知識，需要從方法、對象、目標和價值意義等各方面進行體系建構，從而在學術范式的意義上對其進行完善。關鍵詞必須是術語概念和范疇，人名、地名、時間等不是關鍵詞。關鍵詞不可能很多，多了就不“關鍵”了。文論關鍵詞研究與“詞典學”的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編纂最大的不同在于，文論關鍵詞研究是通過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來研究文論思想，而不是脫離語言研究語言的空泛的文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