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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郵政局舊址”（以下簡稱“舊址”）位于北京東交民巷中段路北，是東交民巷舊領事館區現存代表建筑之一。它與南面的首都賓館隔路相對，西臨北京市政府宿舍，東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賓館，門牌號碼為“東交民巷19號”，是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
“舊址”在19世紀末曾名為“HO？ TEL DE PEKIN”（譯作“北京飯店”），位于當時的法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和德國領事館之間，地處東交民巷舊領事館區中心地帶。除飯店功能外，它還經歷了庚子事變的戰火，事變后留下大量相關外國報道、私人日記、地圖和書籍檔案資料。庚子事變之后，“舊址”被辟為法國郵政局。
因“舊址”的建筑地位模糊、形式簡易，以及經歷過多次變遷等因素，很少見到對其歷史深入系統的記述。而東交民巷舊領事館區保存范圍的逐漸縮小與舊領事館區代表建筑的閑置，也使作為東交民巷尚存代表建筑之一的“舊址”顯得彌足珍貴。
在庚子事變（1900年）之前，關于“舊址”的記載較少。我們通過相關檔案找到了一些東交民巷使館區1900年前的照片資料[1—3]，其中有幾幅記錄了北京公使館街（圖1）、日本公使館大門（圖2）、和“北京飯店”（圖3）的老照片。這些照片中關于“舊址”建筑的記述能夠反映出它的早期狀況和面貌：起初是一幢典型的中式建筑，后在原地改建為一幢折中主義建筑。建筑體量、位置與現狀相同。折中主義建筑門廊處的匾額上“HOTEL DE PEKING”的字樣表明了它在當時作為“北京飯店”的身份。
二、從地圖檔案看“舊址”的變遷
由于庚子事變對中國近代史的巨大影響，事變前后出現很多記載東交民巷歷史變遷的地圖資料，清晰地反映了“舊址”的位置、周圍環境及建筑身份演變，也直觀展示了“舊址”在近代歷史長河中的沉浮變遷?！陡邮桂^被圍記》等多部書籍和地圖檔案中都附有領事館區的舊時地圖，標明了“舊址”在這些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及同期的建筑功能。
根據庚子事變早期使館區地圖[5-6]（圖4、圖5）的記載，“舊址”名為“Peking Hotel”或者“Hotel de Pe？ kin”，可見它延續了早期的北京飯店身份。在地圖中可以看出，建筑位于使館街（即東交民巷）中段，其東為法國領事館，西為日本領事館，隔街與德國領事館相對，與1900年前及現今的建筑“舊址”保留位置吻合，可見“舊址”近百年來在東交民巷的區位未曾發生變動。
庚子事變后出版的中外地圖展現了“舊址”功能由飯店向郵局轉變。圖6中[7]，“舊址”位置標注為“Post Franceise”，說明1903年“舊址”已被辟為了法國郵局。在這之后，“法國郵政局”這一功能延續了很久。
在1938年出版的《北京市最新詳細全圖》（圖7）中[8]，“舊址”位置的標注變為“交民巷郵局”，此時“舊址”已由“法國郵政局”變更性質成為服務于交民巷地區的中國地方郵政局，法國在東交民巷設立獨立郵政權的歷史結束。
1995年，《北京市行政與事業單位地圖集》[9]（圖8）中“舊址”位置的標注變為“工商銀行東交民巷儲蓄所”，宣告了“舊址”郵政功能的正式告終。同年10月，該建筑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之后成為主要服務于東交民巷周邊社區的“靜園餐廳”川菜館（現已停業）
從“舊址”在地圖資料中變遷的軌跡能夠看出它在近代歷史中的沿革脈絡：私營飯店建筑→法國郵政局→交民巷郵政局→儲蓄所→靜園餐廳→閑置。這一系列功能的變遷也見證了東交民巷地區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起伏興衰。
三、“舊址”劃為法國郵局的時間
“舊址”自“北京飯店”到“法國郵政局”的身份變遷發生在庚子事變后不久。這一身份的轉變代表了事變的全面失敗、清政府的逐漸衰落與列強在中國郵政權的獨立，是了解中國近代列強入侵歷史的重要標志，但關于這一時間階段的記錄卻寥寥無幾。然而在對一些相關老照片的搜集與瀏覽中，我們卻驚喜地發現一些老照片中對“舊址”的記錄為它被劃為法國郵政局時間的確定提供了清晰的線索。
在有關庚子事變的文獻中，我們找到一張反映“舊址”面貌的圖片[10]（圖9），這是1900年庚子事變戰斗最激烈時拍攝的照片，由東交民巷由西向東拍攝。圖片左側為“舊址”建筑，右側為德國領事館大門，街中間是事變中的街壘。這一圖片展現了舊領事館區在戰時的風貌。照片中可以辨認出“舊址”建筑女兒墻上鑲嵌著巨大的“HOTEL DE PEKIN”字樣，建筑形式與現存建筑基本類似，此時它的身份尚為“北京飯店”。
圖10為一張20世紀早期反映北京東交民巷的明信片。該圖中“舊址”建筑右側門廊置有法國郵政局（POSTE FRANCESE）門楣匾額。左側石獅位置為德國領事館大門，遠處的建筑是建設中的匯豐銀行大樓。根據匯豐銀行建設資料顯示，匯豐銀行北京辦事處建筑建于1902年底[11]?？梢姟芭f址”被辟為法國郵政局建筑的時間段大約在1902年年底之前，庚子事變之后，建筑形式被完整地保留。這一時間段也與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允許列強在中國開辦“客郵局”（即郵政權獨立的外國郵局）的時間節點（1901年9月7日）重疊，是了解東交民巷地區庚子事變始末和20世紀初列強入侵中國占領北京的重要歷史標志。
四、庚子事變中的“舊址”
“舊址”功能在庚子事變前后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北京飯店”的它在戰時受到了極大程度的毀壞，飯店功能也隨之消失。然而事變后，列強卻十分重視地將它根據原貌恢復，并繼續納入使用。這也喚起了我們極大的好奇：它在庚子事變中都有哪些經歷，有什么不為人知的身份，使這座作為私營飯店的不惹眼的小體量建筑受到如此重視？
在這種疑問的驅使下，我們在對東交民巷領事館區庚子事變時期相關資料的查閱中，發現了它在庚子事變中的戰時經歷，以及不為人知的特殊身份。
由于地處領事館區的中心，又與列強領事館相鄰，在庚子事變中，“舊址”是各國聯軍設置在東交民巷的一道重要防線：《庚子使館被圍記》一書有對戰后“舊址”的描寫——“舊址”建筑墻面上留有400余處彈孔，由于高度較高承受的炮彈也最多[12]”這段描述直觀地體現出戰斗的激烈與“舊址”嚴重的損毀情況。另外，戰事中作為“北京飯店”老板的夫婦二人也在戰爭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據外國報紙報道，“北京飯店”老板是瑞士出生的A.F. Chamot（沙孟），夫人是美國人Annie Chamot（安妮·沙孟）。在庚子事變時期，沙孟夫婦曾帶隊去長辛店救出數十名比利時人，在義和團攻打領事館區這一關鍵時間節點，他們鎖上哈德門城門，阻止了義和團軍隊推進的速度，阻滯了對領事館區的進攻。他們還作為“食品五人組”成員為領事館區的外國人籌備囤積了大量食品物資，為庚子事變中被圍的外國人員及中國教民提供糧食及避難場所。在戰后，法國為沙孟夫婦向中國政府索賠$200000巨額賠款，而他們二人在諸多媒體報道中亦被捧為戰爭中的英雄[13]。
根據這些相關記述不難發現，“北京飯店”在庚子事變中除了表面上的飯店功能外，還是一座具有政治背景與戰略地位的補給站，而作為老板的沙孟夫婦亦具有政治背景，并參與了庚子事變有關活動。對這一段歷史的考證揭示出庚子事變中“舊址”所扮演的重要卻又不為人知的“戰時”角色，為戰后建筑的保留與功能變化埋下伏筆，同時使“舊址”成為了解東交民巷領事館區在庚子事變時期歷史的生動參照。
五、“舊址”的建筑文化特點
筆者于2015年1月對“舊址”建筑的現代面貌進行了拍攝，并對建設以來未發生較大變化的臨街外立面進行了測繪記錄，其結果見圖11、圖12。
“舊址”建筑是一幢單層建筑，散發出典型的中國近代折中主義氣息：方形平面布局及瓦面坡屋頂體現了中式建筑的特點，而門廊、粗壯的西方柱式、拱窗、三角墻等裝飾又彰顯了濃烈的西方建筑特點。這一建筑形式也被稱為“殖民地式”（Colonial Style）建筑形式[14]，一方面體現了中西建筑特點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起到在列強使館區建立初期向清政府“示威”的作用，在近代東交民巷領事館區建筑中極具代表性。這一建筑形式風格保存至今難能可貴，僅近街門廊因擴寬道路的原因向內縮進。
東交民巷在列強撤出后逐漸凋敝，保存范圍逐漸縮小，作為近代列強領事館區的建筑也被一一拆除或改造，至今僅有領事館區的中心地帶保存較為完整，而“舊址”在“靜園川菜”搬出后亦處于閑置狀態。在這一現實背景下，對“舊址”的保護與記錄就顯得更為重要，筆者希望在文中搜集的圖文資料及對建筑的測繪描述，為今后該建筑的保護與記錄提供幫助。
六、結語
“舊址”作為列強在京城修建最早的一批近代領事館區建筑，經歷了庚子事變的戰火和私營飯店至法國郵政局的功能變遷。建筑“在中式建筑框架下融入了諸多西方建筑特點”的折中主義風格，對了解領事館區的建筑特點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而在簡易建筑形式與飯店功能的背景下，我們驚喜地發現它還是庚子事變中地處戰事前線的重要補給站。這些特點使“舊址”成為承載了近代東交民巷領事館區歷史的重要標志。隨著東交民巷地區的更替與拆建，“舊址”作為僅存于東交民巷中心區域的代表建筑之一，對其保存與探究顯得更具意義。筆者希望通過本文使人們更加了解與珍視這座看似破敗卻彌足珍貴的建筑，并能夠珍視它所承載的那段無可替代的歷史。
注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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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佚名.死于貧困的沙孟騎士[N].舊金山電訊（San Francisco Call），1909- 9-20（106卷.112期）.
[14]王世仁，張復合.中國近代建筑總覽（北京篇）[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93：27—38，74.
[15]由東向西拍攝，右側為“舊址”建筑；左側為建設中的匯豐銀行建筑，左側路旁石獅位置為德國領事館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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