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與雕塑

摘 要：霍去病墓石刻的藝術風格極為古拙的獨特藝術風格，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關注。關于其藝術風格的成因，一直眾說紛紜，筆者贊同霍去病墓石刻的形成與西域藝術有緊密關系這一觀點，認為漢武帝的個人意愿是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關鍵性成因，漢武帝的有可能要求工匠使用西域藝術對霍去病墓石刻進行雕刻。

關鍵詞：霍去病墓石刻；漢武帝

1 研究背景

霍去病墓石刻的藝術風格極為古拙，這與同時代的雕刻藝術風格大相徑庭。因此在學界，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藝術風格一直備受學者關注，學者們的解釋有很多種：沈琍在《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顧及思考》一文中對學術史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回顧與思考。鄭巖先生在《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一書中也對學術史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

長期以來，霍去病墓石刻被研究者當作早期中國雕塑較具獨特性的作品，許多學者指出，這些作品風格古拙，多以形取材并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石頭的天然形態，動物的四肢間也不予以鑿空，較多地保留了石塊原有的形態。

關于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形成的原因說法很多。首先，很多學者將其歸因為“時代風格”。但是這種歸納是不夠完善的，鄭巖先生指出：學界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將這種風格簡單地概括為“時代風格”。問題是，這里所說的“時代”并不是一個準確的年代學術語，而是一種意義寬泛的措辭。在這樣的基礎上，對風格、形式的描述難以落到實處，所以大量的文章只能套用“深沉雄大”、“氣勢磅礴”等詞匯敷衍。與這種做法不同，我傾向于把這些石刻看作與特定年代、地域、人物、事件相關的作品，試圖將其風格放置在更為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解釋，從而將關于作品主題、形式等內部元素的探討，與社會、宗教等外部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1]

因此，將霍去病墓石刻進行具體地、細致地分析是必要的，泛泛而談并不能揭示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本質。關于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形成的原因，我們需要結合歷史背景、作品主題與社會問題進行綜合研究。

筆者認為，研究霍去病石刻藝術風格的形成不應該忽視霍去病墓石刻與西域藝術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考證《史記》以及當時的具體歷史背景，結合《史記》一書的具體寫作風格，嘗試為這一觀點提出可靠的依據。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的依據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立足于當時軍事情況，漢朝在霍去病時期積極向外擴展，雖然匈奴是其打擊的主要對象，但是與匈奴臨近且關系密切的西域同樣會受到統治者的密切關注，一方面，漢王朝出于戰爭需要，對匈奴與西域的關系會加以重視，漢王朝統治者長期以來將西域視作“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漢王朝在擊敗匈奴后，下一步的擴張對象就是西域。無論是為當前的軍事作戰還是為日后的軍事作戰考慮，漢王朝與西域的這種聯系不可忽視。第二，霍去病作為對外戰爭的主要將領，取得了顯赫的作戰成績，卻又英年早逝，沒有進一步開疆擴土、擴大勝利成果。這在漢王朝統治者的心里一定會存有遺憾。正如《史記》記載，漢武帝在霍去病墓修建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指導作用。雖然《史記》沒有具體說明漢武帝是否指揮了霍去病墓前石刻的藝術風格，但是結合歷史背景與《史記》寫作風格，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漢武帝的個人意愿是霍去病墓前石刻風格形成的主要因素。這可以合理的解釋霍去病墓石刻不采取傳統的雕刻藝術而采取少數民族的雕刻藝術。當然這種雕刻藝術在情理上是與匈奴有著很大關系的，但是與西域有密切關系的可能性同樣也存在著。據史料記載，霍去病墓“為冢象祁連山”，祁連山臨近西域，這便與西域產生了直接的聯系，漢朝統治者是否會以此為依據，要求將西域藝術融合在了霍去病墓石刻之中，以寄托他的遺憾之情，這是值得我們去討論的。第三，同時代漢王朝與西域中是否還出現了類似的雕刻藝術，漢王朝工匠是否存在掌握了西域雕刻藝術的可能性，西域工匠是否已經來到了中原。這些問題如果能夠得到證實，同樣會成為霍去病墓石刻與西域藝術有著聯系的重要依據。

在學界，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較少，并沒有學者以漢武帝的個人意愿為切入點對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進行細致地討論，這是本文的討論意義所在。

在學術史上，一些學者將霍去病墓石刻風格形成原因與西域藝術相聯系。首先，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關注度比較大，但是因為時代較早，沒有提出非常確鑿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隨后，國內學者們在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究。具體表現為絲綢之路考古新發現的不斷涌現，使得霍墓及其石雕研究所涉及的背景因素及相關問題呈現出了新的研究領域?？脊艑W家林梅村運用考古學與文字學的研究方法，相繼發表多篇論文，探討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的關系[2]。又在之后的論著中[3]，以考古文獻為依據，提出關于霍墓石雕藝術源流的新觀點。

滕固認為，“霍去病墓上的石跡不是突然產生的，是經過若干層次的發展而有此形式的”。但同時也指出，石雕“已分明地顯示出外來的影響”。雕刻風尚與中亞的習慣有共通之處，其藝術形式如斯基泰西伯利亞區域的石物。

林梅村根據新疆克爾木齊草原石人的調查，認為其石人早期屬于中亞奧庫涅夫文化，而黃河流域最早出現石人的是李家崖文化，與卡拉蘇克晚期石雕相同，李家崖文化向南是陜西淳化甘泉山，出土文物與李家崖有同類器物。由此引申，霍氏墓前立石來自匈奴習俗，墓前150余塊巨石花崗巖有可能是送葬南匈奴人所置。對此林通雁則持不同觀點，指出霍墓石雕并非承襲匈奴的做法，其造型風格與長安宮殿、園林石雕一致。復合體造型如立馬、人與熊、怪獸食羊等借鑒了北方草原藝術品的造型樣式。

王志煒在《西域草原石刻對漢墓石雕的影響——以霍去病墓前石雕為例析》一文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但不夠詳細深刻。筆者將圍繞霍去病墓石刻與西域藝術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探討的重點在以漢武帝的個人意愿對霍去病墓石刻可能產生的影響。

2 漢武帝與霍去病墓石刻

關于霍去病墓石刻的史料記載，《史記》與《漢書》是不盡相同的?！妒酚洝酚涊d：“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后三年，元狩六年（前117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薄稘h書》記載：“去病為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笨梢?，以漢武帝為首的設計者們將陵墓形制與陵墓主人的歷史功績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從這兩段記載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信息，即漢武帝的個人意愿是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關鍵性成因，漢武帝的有可能要求工匠使用西域藝術對霍去病墓石刻進行雕刻。

首先，《史記》省略了漢武帝賦予霍去病墓的特殊含義，《漢書》提示了我們漢武帝賦予了霍去病墓較強的引申含義?！妒酚洝放c《漢書》都記載了漢武帝主持了霍去病墓的建造，使得霍去病墓“為冢象祁連山”。然而《漢書》記載了“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的“為冢象祁連山”的特殊意義，《史記》對此只字未提?？梢姟妒酚洝分嘘P于霍去病墓的象征含義的記載是很簡略的。從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漢武帝規定了霍去病墓的規格、形式，具體到了“象祁連山”，這樣我們有了聯想的空間，漢武帝既然對霍去病墓的形態如此關注，那么同樣也可以霍去病墓的藝術風格進行進一步的規定。司馬遷與漢武帝同一時代，所掌握的歷史資料更加充分，然而他略去了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成因，班固距離漢武帝時代較遠，但仍然補充了一些霍去病墓的象征意義，但是由于史料不足，班固無法詳細的解釋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成因了。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出，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藝術風格應該是有漢武帝的個人意愿在的，只不過是被司馬遷刻意省略掉了，否則時代較晚的班固沒有必要對其進行補充。

其次，筆者提出這個猜測的另一個依據在于，漢武帝對西域的野心、對霍去病墓賦予特殊含義的可能性要遠遠超過霍去病墓的雕刻工匠，我們可以想象，無論是工匠還是負責建造的司空，都沒有太大的可能性想到給予霍去病墓石刻如此獨特的藝術風格，也不太可能主動地將歐亞草原風格融入霍去病墓石刻的雕刻中。因此，霍去病墓石刻獨特的藝術風格，如果按照常理，霍去病墓石刻不應該出現迥異于當時的藝術風格，而這種變化的關鍵應當就是漢武帝個人愿望的介入。

最后，霍去病墓石刻古拙的雕刻風格也同樣是粗糙的，漢武帝對霍去病離世的哀痛是很強烈的。很難想象漢武帝會同意這種粗糙的雕刻。因此，漢武帝同意這種古拙的雕刻方式的原因一定是因為這種雕刻藝術有著它的引申含義。

所以根據以上三點，本文在討論霍去病墓石刻的過程中要把漢武帝的意愿作為討論的重點，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導致霍去病墓特殊藝術風格的關鍵性原因。

如果聯系具體石刻，我們不妨大膽的假設，霍去病墓石刻中馬這一石刻形象出現了三次，是霍去病墓石刻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動物形象。而據我們所知，漢武帝為了得到天馬，不惜對大宛發動兩次戰爭，可見漢武帝對馬這一形象的特殊喜愛。如果是漢武帝親自選定或是批準霍去病墓石刻的內容的話，那么馬出現次數如此之多的現象就很好解釋了。

同樣，我們也不當忽視記載這一事件的史家——司馬遷。司馬遷對待霍去病的態度對這段論述是有著重要影響的。學界一般認為司馬遷對衛青霍去病的評價比較低、對漢武帝的對外政策不夠認同。確實，司馬遷對待當時將軍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司馬遷對李廣極為推崇，卻對霍去病比較排斥。正如黃震在《黃氏日鈔》中感嘆：“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司馬遷的此種態度使得其對霍去病墓的記載比較簡略，沒有像《漢書》那樣記載霍去病墓像祁連山的原因所在，也沒有講到霍去病墓石刻的獨特藝術風格的成因，這就不足為怪了。另一方面，司馬遷反對漢武帝侵略擴張的行為，傾向于文景之治的司馬遷并不想對漢武帝建造霍去病墓時反應的戰爭意圖進行詳細記載。因此，關于霍去病墓石刻反映了其與匈奴的關系這一問題，司馬遷并沒有進行記載，同樣，司馬遷也極有可能略去了漢武帝對控制西域的用意的記載。

因此我們不妨提出兩個聯想。第一，司馬遷出于對霍去病的不欣賞，對霍去病墓的具體狀況的記載是不夠詳細的，比如，司馬遷并沒有交代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藝術風格。這也導致了后世學者對待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各執一詞。第二，司馬遷所省略的霍去病墓石刻藝術風格的問題仍然可以從《漢書》中找到答案。班固記載漢武帝“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那么我們就不難猜測到霍去病墓石刻的藝術風格也是漢武帝刻意為之，祁連山有著破匈奴的意義，又何嘗沒有進一步控制西域的意義？正如后來歷史所顯示的，漢武帝通西域，攻打烏孫、大宛，實際上漢武帝對西域的心思在霍去病墓的制作過程中已經體現了。馬踏匈奴的石像雕刻中固然含有著打敗匈奴的意義，又何嘗沒含有著攻打西域的野心呢？

聯系當時具體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從時間上霍去病墓刻建造時漢王朝是有可能掌握了西域雕刻藝術的。

史書記載，在漢武帝時期，張騫以郎應募前往，路經匈奴，給匈奴人留住一年多。張騫逃到大宛。大宛派個翻譯，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這時候，大月氏得了“沃土”，殊無“報胡之心”。張騫留了一年多，不得要領而歸。[4]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國的時間在元朔三年，早于元狩六年，在時間上，漢王朝在修建霍去病墓時是有可能掌握西域文化、西域雕刻藝術的。

無論是起初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還是后來漢武帝對西域地區發動的多次戰爭，都表明了漢武帝對于控制西域是很感興趣的，霍去病這樣優秀的指導人才的損失無疑對控制西域制造了巨大的遺憾。后來李廣利的戰斗失利更是證實了失去霍去病這樣的軍事人才的不良后果。漢武帝修建霍去病墓狀如祁連山，《漢書》記載是為了紀念霍去病在祁連山對抗匈奴取得的戰役勝利，可是漢武帝又何嘗不懷有控制臨近祁連山的西域的愿望呢？

參考文獻

[1]鄭巖：《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20頁。

[2]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版。

[3]林梅村：《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99-158頁。

[4]呂思勉：《中華史記》上，當代世界出版社，2014.01，第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