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茶經》伴隨文本與“話語場”的分析——《茶經》意義建構再分析

李毅堅

（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廣西 南寧 530226）

《茶經》是中國第一部總結唐代和唐以前茶事和茶文化的綜合性“學術”專著，在書中，陸羽通過獨特的話語修辭策略賦予了《茶經》與眾不同的特殊意涵?！恫杞洝返倪@些特殊意涵，不僅使《茶經》迥異于當時的大多數茶文化“話語”，而且很快就得到了中國主流社會和各階層的普遍認同，并一躍成為流行中國茶界千余年的主流話語?！恫杞洝肥褂昧耸裁椽毺氐男揶o手法，又賦予了《茶經》哪些獨特的內涵，使得《茶經》具備如此大的“魔力”和影響力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內容。

筆者曾經在《意指概念與接合實踐：陸羽〈茶經〉的話語修辭與意義建構》一文中，運用修辭理論分析了《茶經》意義建構的手法。筆者認為陸羽使用了意指概念和接合實踐兩種修辭策略建構《茶經》的意義世界。首先他提出了“經”“嘉”“精”“儉”“潔”等意指概念，然后通過接合實踐，將意指概念與儒學話語進行了勾連，使意指概念獲得豐富的儒學意蘊[1]。限于學識，當時這項工作存在若干不完善之處，具體表現為：未能指出《茶經》勾連了哪些文本，哪些文本對陸羽影響較深；
勾連機制是如何運作的，即它是如何將意指概念與儒學話語接合起來的；
陸羽所建構的《茶經》意義世界與其他話語建構的意義世界有哪些區別，為什么它能很快得到當時各階層的認同并盛行千余年不衰。在本系列論文中，筆者將對之前研究的不足進行反思，并回答這些“未盡事宜”。本文在此首先厘清《茶經》與既往文化與文本之間的關系。

文本的誕生從來就不是孤立的，文本的誕生總是受制于既往文化與文本，這些既往文化與文本構成了文本誕生的特定文化語境。在厘清文本與既往文化與文本之間關系方面，學者探索了很多相關的研究視角與方法。熱奈特使用了“跨文本關系”的說法，費斯克提出了互文本這一概念，瑪麗·麥克林則使用了第一序列文本（文本本身）和第二序列文本（附加文本）的說法，克里斯蒂娃提出了“文本間性”概念。四川大學趙毅衡教授認為“文本間性”概念覆蓋面過大，常常會變成籠而統之的“文本的文化聯系”，不利于精細的研究和理解。他提出了“伴隨文本”這個概念，將伴隨文本分為顯性伴隨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2]。趙毅衡認為，采用伴隨性文本這個概念，可以分門別類地解析文本間性，從而可以更好更全面地理解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與關系。

《茶經》與既往文化與文本之間的關系一直激發著研究者的興趣。但目前的研究多運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間性理論，其缺陷如上所言。筆者在此嘗試從伴隨文本這個視角對這一問題展開研究，試圖更清晰地展示《茶經》與既往文化與文本之間的聯系。

1.1 顯性伴隨文本

顯性伴隨文本是文本外觀所呈現出來的特征或信息，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兩類。

1.1.1 副文本。副文本指展示在文本表層的各種伴隨因素。就書籍而言，如書籍的標題、題詞、字體、外觀顏色、封面設計、內文序言、插圖、作者及其身份等，都可以視為副文本。就唱片而言，其封套的外觀設計、材質等，也屬于副文本的范疇。由于副文本提示了許多關于文本的重要信息，它在豐盈文本意義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就《茶經》而言，據不完全統計，自南宋咸淳九年（1273）的《百川學?！繁酒?，至20世紀中葉，《茶經》有七十多個版本。海外已出現日、韓、德、意、英、法、俄、捷克等多種語言文字的《茶經》譯本[3]。這些圖書裝幀、設計各不相同，副文本也各不一樣。以《茶經述評》（第二版）為例，其副文本就包括由陸定一先生題寫的書名（封面）、作者簡介（封二）、彩頁（2頁）、出版說明、序、前言、書中所附的圖片等。書名題寫者的身份和版次等副文本信息提示本書的特殊之處。

1.1.2 型文本。型文本指文本從屬的集群，即文化背景下規定的文本“歸類”方式?？蓪ⅰ靶汀崩斫鉃椤邦愋汀被颉澳Ｐ汀?。如圖書出版中的專題、系列、作者、題材、體裁等，即為不同“類型”。電影或戲劇表演中的導演、主演、風格（類型）、媒介、獎項等，也都屬于“類”的范疇。凡屬于同一類的，即互為型文本，在《茶經》誕生之前，已經出現一些不同體裁的型文本（具體見下文《茶經》的前文本），但尚未見到專門化的茶文化研究專著?！恫杞洝纷鳛橹袊栉幕芯渴飞系谝徊俊皩W術”專著，是后面出現的諸多茶文化“學術”專著的第一個型文本。

1.2 生成性伴隨文本

生成性伴隨文本是文本在創作過程中參考和借鑒既往文化與文本時留下的各種痕跡，包括前文本和同時文本兩類，其中前文本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1.2.1 狹義前文本：指文本中的各種引文、典故、戲仿、剽竊、暗示等?！恫杞洝吩趯懽鲿r，參考和借鑒了大量的既有成果，最明顯的是《茶經·七之事》對前代不同書籍資料的引用。這些引用共48條，其內容可以分為醫藥、史料、詩詞歌賦、神異、注釋、地理和其它等七類[4]，具體包括：（1）醫藥類，共九種，分別為《神農食經》《凡將篇》、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食論》《食忌》《雜錄》《本草·木部》《枕中方》《孺子方》；
（2）史料類，共11種，分別為《晏子春秋》《吳志·韋曜傳》《晉中興書》《晉書》《世說新語》《藝術傳》《釋道該說續名僧傳》《江氏家傳》《宋錄》《后魏錄》以及關于晉惠帝飲茶的史料；
（3）詩詞歌賦類，共5種，分別為左思《嬌女詩》、張孟陽《登成都樓》、王微《雜詩》孫楚的歌和鮑令暉《香茗賦》；
（4）神異類，共5種，分別為《搜神記》《神異記》《續搜神記》《異苑》《廣陵耆老傳》；
（5）注釋類，共4種，分別為周公《爾雅》、揚雄《方言》、郭璞《爾雅注》《本草·菜部》；
（6）地理類，共8種，分別為《七誨》《坤元錄》《括地圖》《吳興記》《夷陵圖經》《永嘉圖經》《淮陰圖經》《茶陵圖經》；
（7）其他類，共6種，分別為張揖《廣雅》、傅咸司隸教示、弘君舉《食檄》、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梁劉孝綽謝晉安王饗米等啟和《桐君錄》?！恫杞洝分械倪@些引用（或化用）還很多，這些資料便是《茶經》的狹義前文本。

1.2.2 廣義的前文本：指文本產生之前的所有文化及文本組成的網絡，也就是該文本產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恫杞洝吩趧撛爝^程中，其語言、思想等肯定會受到既往文化、語言、思想、典籍、傳說的影響，這些既往的文化與文本均可視為《茶經》廣義上的前文本。如《茶經》書名對“經”字的使用，《茶經》稱茶樹為南方之“嘉”木，風爐腳上鑄的“坎上巽下離于中”“體均五行去百疾”等內容可見《茶經》所受的來自儒家、屈原、《易經》、中醫等思想的影響。再者，作為一本總結唐代及唐代以前茶事的專著，《茶經》提及了茶的采制工具、制作工具、煮茶器皿、飲茶器具、產茶區域等，凡提及這些內容的前代資料，凡是《茶經》直接或間接參考或借鑒了，都可視為《茶經》的前文本。

1.2.3 同時文本：指與文本幾乎同時出現的逸聞、趣事、繪畫、風俗、文書、風景、墓碑等。如就《紅樓夢》而言，脂硯齋的評語就是其同時文本?！恫杞洝烦筛搴?，陸羽又對其進行了修訂，所以其成書經歷了較長時間。在這段時間前后誕生的一批文本，可視為《茶經》的同時文本，主要有：在陸羽生活的時代，唐代飲茶習俗的普及和流行，使茶與各文藝門類結緣，并催生了一批名家名作，如以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杜甫《重過何氏五首·其三》、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等為代表的茶詩；
以懷素《苦筍貼》為代表的茶書法；
以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周昉《調琴啜茗圖》、佚名《宮樂圖》為代表的茶畫；
唐代文人聚會與宮廷宴飲中，茶宴、茶會流行；
茶具從與酒食共器中獨立，出現專門化的發展趨勢，等等。這些文本，可視為《茶經》的同時文本。

1.3 解釋性文本

顯性伴隨文本和生成性伴隨文本是文本產生之前和文本產生之時形成的伴隨文本。文本產生之后，也會形成新的伴隨文本。這些文本即為解釋性文本，包括評論文本、鏈文本和先后文本。解釋性文本是在文本產生之后出現的，只能在文本解釋時起作用。

1.3.1 評論文本：文本出現之后對文本的評論，如關于作品及其作者的新聞、評論（也包括學術評論或學術批評）、八卦、傳聞、指責、道德或政治標簽等?！恫杞洝氛Q生后，從《唐國史補》、皇甫曾、皮日休、《新唐書》、陳師道、梅堯臣、歐陽修、童承旭《題〈陸羽〉后傳》、朱權《茶譜》、李維楨《茶經序》、陳文燭《茶經》序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岡倉天心、威廉·烏克斯[5]，到當代茶圣吳覺農都對陸羽和《茶經》給予高度評價，陸羽甚至被奉為“茶圣”“茶祖”。

1.3.2 鏈文本：接收者在解釋某文本時，為拓展閱讀，或澄清疑惑，而主動或被動地去閱讀其他相關文本，這些被“鏈接”在一起的文本，即“鏈文本”。參考文本、注解說明、網絡鏈接等是典型的鏈文本。網絡興起后。當前網絡上對《茶經》進行解讀、推介的視頻、公眾號等，都可視為《茶經》的網絡鏈文本。

1.3.3 先/后（承）文本：兩個文本之間有特殊關系，例如仿作、續集、后傳，相互之間可視為先/后（承）文本。如四大古典名著是該名著電影、電視劇的先文本。幾部頭的長篇小說，前一部是后幾部的前文本，后一部則是前一部的后（承）文本。電視劇和電影也一樣，電視劇的下集和電影的續集則是該集（部）的后文本?！恫杞洝分蟛璧膶ｉT著作，總共有27種，但明確標明該書是承《茶經》而作的，是清代陸燦榮的《續茶經》，所以《續茶經》可視為《茶經》的后文本。

上述三類伴隨文本都參與了文本的意義生產，其中顯性文本和生產性文本參與了文本生產過程中的意義生產，解釋性文本參與了文本闡釋過程中的意義生產。文本與既往文化和文化的關系，主要體現在顯性文本和生產性文本中。顯性文本和生產性文本構成了文本得以誕生的“母體”。

布爾迪爾借鑒物理學中“場”的概念，提出了“場域”概念，認為場域有三個顯著的特點：首先，場域中諸種客觀力量構成了一個像磁場一樣的體系，具有某種特定的引力關系，這種引力關系被強加在所有進入該場域的客體和行動者身上，是一個被結構化了的空間。其次，場域也是一個沖突和競爭的空間，爭奪的對象不僅包括資本的壟斷權，還包括場域規則的制定權。第三，場域中的規則是歷史的，他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結果，其動力就來源于行動者的爭奪[6]。

運用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來觀照《茶經》及其伴隨文本?？梢园l現，《茶經》的誕生得益于顯性文本和生產性文本的幫助。這些伴隨文本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用布爾迪爾的觀點來看，他們構成了一個話語的“場域”，這個“話語場”就是《茶經》賴以誕生的文化背景或文化“母體”，筆者將其稱為《茶經》“話語場”。

可以發現，這個《茶經》“話語場”具備“場域”的一般特點。首先，“話語場”內存在的諸多行動者和不同茶知識“型”，使其變成了一個結構化的茶文化空間?！恫杞洝贰霸捳Z場”中存在著醫家、藥家、佛家、儒家、史學者、地理學者、文學藝術學者、茶技術人員、普羅大眾等諸多行動者，這些行動者都擁有著不同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符號資本甚至政治資本。其次，這些行動者通過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實踐，如醫藥學者的知識積累，文字學者的語言記錄，佛教僧徒及官僚階層對茶的愛好，文人學士的品鑒、評價和創作，茶樹種植者、茶葉采集者、茶葉炮制者及茶湯烹煮者的勞動，逐漸建立了各自的茶“知識”型。這些茶“知識”型經過積累、完善和提升，最終發展成為醫學話語，語言學話語，儀式話語（如用茶作為祭奠先人的祭奠品，或者以茶待客），采茶話語、制茶話語、烹茶話語，茶起源話語，茶產地話語等各不同的專門“茶”話語。這些茶話語各自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彼此之間存在的“不可通約性”，如醫學話語、語言學話語、儀式話語、技術話語（茶的種植、采集、炮制、烹煮、擇水、擇燃料等技術手段）等話語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學科壁壘，相互之間知識界限分明，不存在太多的共同關系。這些話語在話語場中的位置是不平等的，有的在民間影響較大。如烹茶話語中的混飲法在當時一般民眾中影響極大。而儀式話語的影響力一般或尚小。這些話語之間還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系，他們都希望得到主流社會階層的關注，或者得到更廣泛社會成員的認可，從而成為“顯學”“主流話語”或“主導性話語”。其三，考察茶文化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藥”“食”“語言”“儀式”“文化文化”“技術”等話語逐漸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茶的評判規則一直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

《茶經》誕生在這個話語場中，與場中的話語發生了復雜的互動的關系。首先這些話語與《茶經》構成了互文性關系，對《茶經》的寫作，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有的話語直接為《茶經》繼承或引用，成為《茶經》話語的“建筑”材料。而《茶經》一旦形成，又反過來也參與到了對茶學“話語權”的爭奪之中?？梢钥吹?，陸羽對茶的認識，與話語場中的其他行動者是不一樣，有時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如陸羽提出了“精行儉德”“茶性簡，不宜廣”“夫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
次之者，碗數五?！薄安栌芯烹y”“冬興夏廢，非飲也”等主張，即主張清飲、品飲、注重精神享受；
專心致志，精心烹茶；
常年飲茶等。陸羽批評民間流行的烹茶做法做出來的是“溝渠棄水”，可見，陸羽的烹茶話語與民間存在的混飲話語存在明顯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來看，《茶經》是“話語場”中許多傳統話語的反話語。劉濤認為，“反話語”致力于在主導性話語所建構的權力關系之外重新建構一種對抗性的話語陳述系統，即重新解釋世界并賦予其特定的意義，進而對主導性霸權話語所形成的合法秩序發起質疑和挑戰，重新賦予另外一種隱性而共享的話語秩序和解釋意義，因此形成了一種話語性的空間抗拒關系[7]。陸羽在《茶經》中所宣揚的飲茶方式和風格，與當時并存的各種話語就話語權（或飲茶規則）展開的激烈爭奪。在當時的茶“話語場”中，雖然已經存在一些食茶、品茶的話語（如混飲法、皎然的“三飲”茶歌、盧仝的“七碗”茶歌），但從總體來看，還沒有形成一種主導性的、為主流意識形態或者主要社會階層普遍接受的話語形態。陸羽憑借其獨特的修辭方式構建起了茶文化主導性話語。

在上文中，筆者分析和梳理了《茶經》的各種伴隨文本，闡述了《茶經》與既有文化與文本之間的聯系。分析可看，陸羽參考或吸收了醫、藥、食、俗、史、地、文學、藝術、技術、儒、佛等諸多文本或話語。陸羽在《茶經》中是如何勾連這些文本的，其機制如何。筆者在論文開頭言及，筆者曾運用修辭理論探討過這個問題，但是運用的是國外的修辭理論。筆者將在接下來的論文，使用一種中國化的修辭理論，再來分析和探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