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困境深因剖析與解困思路

王卓，曾維陸

（1.瓊臺師范學院學前教育學院，海南?？?571100；
2.海南開放大學開放教育部，海南?？?570208）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指出：
“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途徑?！保?］“中等職業教育在整個職業教育中的基礎地位不可撼動，是學生義務教育結束后為升入高等職業院校前的重要準備階段，也是增加學生多樣化求學選擇的關鍵階段，中職教育應充分發揮人才培養承上啟下的作用?！保?］而且中等職業教育是優化教育結構，推動教育改革創新的突破口，是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和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基礎。但遺憾的是，作為國民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海南省中等職業教育正面臨著嚴峻的招生困境。如何破解招生難題，走出困境，促進海南省職業教育體系健康發展，是海南省十四五教育現代化面臨的重大課題。

海南現存的中等職業教育學校主要有三種類型：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通稱 “三?！?）。

“三?！?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曾經占據了高中階段學校的半壁江山， “1992年全省中職學校只有42所，到2007年全省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增加到94所?！保?］但好景不長，隨著高校持續擴招，海南中職學校很快就面臨著生源危機。幾次學校布局調整后， “三?！?的數量和招生規模銳減。從 “十二五” 到 “十三五” 期間，中職學校從71所銳減到47所，到2022年僅剩45所。雖然學校數量減少了，但各校招生形勢依然嚴峻。

（一）生源數量不足

盡管中等職業技術人才對于一個地區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源，也是中等職業教育存在的社會需求。但對于中職學校而言，這種社會需求必須轉化學生個體的教育需求，才會產生一定數量的生源，形成有效的市場需求，因此生源是中職學校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基礎。但在現實中，很少有畢業生選擇中等職業學校，若無教育部關于 “普職招生比例大致相當” 的政策保障，許多中等職業學校將面臨招不到學生而倒閉。

近年來，海南省每年初中畢業生規模為12萬左右，根據教育部 “普職招生比例大致相當” 的政策要求，海南省教育廳給全省中職學校招生指導計劃配額為5萬左右。但實際上許多中職學校每年的招生計劃都難以完成。據2022年海南省中考信息，全省中考報名學生人數約12.47萬人，普通高中招生計劃核定數7.24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指導計劃招生5.26萬人（中高職 “3+2” 試點計劃1.34萬人，普通中職計劃3.92萬人）。實際上除了中高職 “3+2” 分段培養試點計劃如數完成外，大多數中職學校的招生計劃并沒有完成。有些學校為了招攬到學生，甚至采取了一些不正當的招生手段，有一些中職學校已名存實亡，名為職業教育，實為 “高考輔導班”①注：根據海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報名條件，具有高中階段同等學歷的人均可參加普通高考。。

（二）生源質量不高

根據海南省高中階段學校招生（簡稱 “中招” ）政策，中招錄取設四個批次，中職學校錄取在最后一個批次，并且沒有最低分數線控制。也就是說，就是普通高中錄取結束后，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考生才去讀中職學校，整體生源質量可想而知。為控制普通高中招生比例，省中招辦設普通高中最低投檔控制分數線，而除中高職 “3+2” 試點項目招生有最低分數控制外，其余采取登記制入學，無最低分數線要求。為了完成招生計劃，許多中職學校招生時基本不設任何門檻，專業錄取對學生的學業水平、技能傾向、身體條件等亦無任何要求。這種無門檻招生，既降低了中職學校的社會聲望，也從源頭上制約著中等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形成了惡性循環。

（三）生源結構不合理

從生源所在區域上看，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城鎮生源極少。一方面是因為農村家庭經濟狀況整體上落后于城市家庭，而且國家對中職學生有經費補助，這對于農村那些家庭貧困的學生而言，上中職學校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另一方面，這也反映著農村初中學校普遍比城市初中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低，從而造就出比后者更多的 “學困生” ，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中職學校。這種不合理的生源結構，也賦予中職學生某種階層身份的印記，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中職學生身份歧視。

（四）在校生鞏固率較低

所謂鞏固率，是一個學校畢業人數與入學人數的百分比。鞏固率是反映學校招生境況的一個有效指標。評價招生狀況不僅要看入學率，還要考察實際能堅持就讀的人數。近年來，海南省中職學校學生中途輟學現象比較突出。據課題組的抽樣調查，全省中職學校學生輟學率平均數在15%左右。更令人擔憂的是，連某國家級重點中專學校、國家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示范校，學生鞏固率僅為84.23%，各市縣的中職學校的學生鞏固率就不言而喻了。招生不滿又中途流失，這無疑給中等職業學校生存雪上加霜。

面對 “三?！?招生困境，業界主要有以下歸因：①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未被充分認識，社會鄙薄職業教育的觀念依然嚴重；
②社會用人層次上移化、高學歷化，三校畢業生就業難；
③職業教育本身辦學條件差，專業設置不合理，教育質量低下；
④經濟原因，并軌后職業教育費用（直接或間接成本）增加；
⑤教育內部原因，高考擴招引起 “普高熱” 等。上述分析的確指出了 “三?！?招生難的直接原因，揭示了各社會因素與職業教育之間的現實的、表層的橫向聯系，但缺乏深層次的、歷史的縱深思考。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在人力資本理論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仍不盡如人意？為什么用人單位不顧本單位人才層次結構的合理性而一味追求高學歷化？為什么并軌以后同樣是繳費上學，那些囊中羞澀的家長還是勒緊褲帶、省吃儉用讓自己的子女讀高中、考大學，去冒 “千軍萬馬擠過獨木橋” 而很可能被淘汰的風險？只有進一步追問，才能洞察中職學校招生難現象，進而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中等職業教育尷尬地位具有歷史承襲性

在我國現代教育制度中， “三?！?與普通高中同屬于中等教育。從教育的層次結構看，二者處于平行或平等地位。我國政府在歷次教育會議和各種教育文件和法規中，也無不強調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卻很少大力宣傳普通高中的重要地位。從政府政策導向的努力來看，可以反觀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并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同，這種尷尬地位并不是現時代才有的，而是歷史形成的。

現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制度形成于17－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自由上升時期，以機器大生產為特征的工業革命與自由就業市場不僅需要工人具備一定的文化基礎，而且需要工人能熟練地操作與維修機械；
同時在日益覺醒的工人階級強烈要求享有受教育權的壓力下，西方各國相繼廢除 “學徒制” ，建立 “雙軌制” 的學校教育制度。其中一軌是面向下層農民與工人子弟的讀寫算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的職業學校，另一軌如 “文法中學” “文科中學” “公學” “國立中學” 等普通中學則面向上層貴族或新興的資產階級，培養政府公職人員、神學人員、以及企業管理人員，或者為他們升大學服務。這兩軌之間界限分明，帶有明顯的階級性。到了現代，盡管雙軌制趨向綜合，但綜合中學仍有 “學術科、普通科、職業科” 之分，只是把原來的雙軌或多軌放到一個學校中來。這樣表面上掩蓋了雙軌教育的不平等，但實際上高昂的學費，讓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對普通教育望塵莫及，生活的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職業教育以便盡早就業謀生。美國學者布森（Busen）在1975年在20多個發達國家中，調查不同社會地位與進入高等學校的機會的比例，從60－70年代的資料顯示，專業人員（包括經理）與工人階級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對機會分別是：奧地利51：1，法國18：1，意大利36：1，聯邦德國15：1，日本30：1，瑞典20：1……［4］由此可見，與其說他們接受了不同的教育而導致社會地位不同，不如說不同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接受不同的教育。實際上教育在社會中仍然起著 “篩選器” 的作用，通過教育的層層篩選把不同的人安排到不同的社會階層中。盡管初、中等專業技術工人是任何社會生產力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在一個科層制的社會里，由于他們較低的社會地位，以他們及其子女為教育對象的職業學校的社會地位也必然偏低。

在我國仍然還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社會階層的差別，如干部、工人和農民的身份區別，而且個人的社會地位又與其從事的職業有關。據一項民意調查，在我國目前的90多種職業中，政府官員、國家公務員、銀行工作人員、大學教授、企業管理人員等職業聲望排在前十位，而農民、工人、服務員等職業聲望排在后十位，前者一般要求有大學學歷，而后者只需中等職業教育文憑，因此能否考上大學是決定個人獲得身份、地位高低重要因素。特別是農村農業戶籍的學生，考上大學是他們跳出 “農門” 的唯一途徑。

正是因為受教育水平與所從事職業及其身份、地位之間存在著如此密切的相關，職業學校也就成為升大學無望者或 “大學漏們” 最后無奈的選擇。在歷史承襲性這一點上，海南省中等職業教育也不例外，必須以歷史回溯性的眼光才能看清楚中職學校的招生困境。

（二）中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的二元對立

教育價值是價值的下位概念。價值是一種關系范疇，反映主體屬性與客體屬性之間的關系， “表示客體滿足主體需要所具有的用途或積極肯定的作用”［5］。教育的價值反映的是教育與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其中價值主體是社會與人，教育的價值又可分為 “教育的個人享用價值” 和 “教育的社會價值” ，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對立統一于教育活動中。

一是從靜態上看，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個體需要與社會需要是相一致的，則教育能同時滿足兩個主體的需要，體現二者的統一性。但在轉型期或多元價值的社會中，社會需要與個人需要往往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教育在其目的價值取向上必須做出選擇，這就有了 “社會本位的教育價值觀” 與 “個人本位的教育價值觀” 的對立。就其本質而言，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 ，因此教育的本體功能是促進個體身心發展，其社會功能是通過培養出來的人的社會實踐來實現的，教育的社會功能的發揮是以人的發展為前提條件。換言之，教育的個人享用價值是教育的自在本性的 “內在價值” ，教育的社會價值是衍生的工具性的 “外在價值” 。

二是從動態上看，教育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是教育價值從混沌狀態逐漸分化又趨向對立統一的過程。人類誕生之初，自身力量的薄弱迫使人類過著群居的生活，為了類或族的生存，人們分工協作而形成社會共同體。在那里，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和分享勞動產品，社會分工簡單，社會結構未分化，獨立形態的教育也沒有從社會生活中分離出來，所以教育與其他社會活動一樣，都是為了 “類或群體” 的生存、延續，由于個人并沒有從社會共同體中分化出來，教育的個體價值也沒有從其 “類或群體” 價值中分化出來?；蛘哒f，教育的個體價值與教育的社會價值在原始狀態下是統一的。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產品的出現，人類逐步擺脫對自然界的依賴，為個人的分化和自我意識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也為社會結構的分化和獨立形態的教育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但由于剩余生產資料為少數個人占有，人由對自然界的依賴轉向對人的依附，社會不再是原來的人的共同體而異化為少數人控制并為之服務的國家機器，教育的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變為少數統治者私人占有，教育逐漸納入國家化的軌道，成為社會或國家控制的工具。就其大多數社會成員而言，教育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處于對立狀態，教育的促進 “類或群體” 的延續和發展的 “目的價值” 被異化為凌駕于個人之上社會或國家的 “工具價值” 。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社會成員的自我意識逐步增強，社會逐漸從超越個人的異化物回歸為 “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①《共產黨宣言》，教育價值取向將逐漸從 “社會本位” 向 “以人為本” 轉變。目前， “學會關心” “學會生存” “終身教育” 和 “學習社會” 等教育理念正是這種轉變的理想寫照。但就其現實而言，社會本位的教育價值仍然占主導地位。

三是從教育價值的分裂與演變過程看，在教育價值取向將逐漸從 “社會本位” 向 “以人為本” 的今天，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仍然是典型的社會本位的。它的目標是為社會培養現成的勞動力，其價值是社會的 “工具價值” ，而不是人的發展的 “目的價值” ；
其專業設置及課程設計不以人的發展為終極目標，而是以社會上既定的從業技能為目標；
教育質量的評價以是否勝任既定職業為標準而不以健全人格的養成為標準；
即使它也一樣對人的發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這一要求來自社會生產而不是人的本身。就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看，職業教育的這種以社會職業崗位為本的價值取向本無可厚非，由于它直接反映社會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因而能給社會帶來直接的效益。但具體到接受教育的個人而言，滿足個人需要是接受教育的根本動力，正因為職業教育在兩種教育價值取向上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當個人有權利和條件自由選擇所要接受的教育的時候，職業教育自然難以受到學生們由衷的青睞。

自建省以來，海南憑借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和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稟賦，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尤其是隨著近年來 “國際旅游島” “自由貿易港” 等一系列國家級發展戰略的實施， “現代旅游業” “現代服務業” “高新技術產業” “海洋產業” 等成為海南的重點產業。因此，培養傳統產業技術工人為主的中等職業學校已經難以滿足新興產業的要求，中職學生畢業就失業。加之在分省招生制度下，海南省的高招錄取率一直保持在全國前列。對于海南學子而言，無論從就業還是從個人發展考慮，讀高中考大學都是個人生涯規劃的首選，中等職業學校遭受學生冷遇是必然結果。

（三）中等職業教育的非經濟動力發展模式

職業教育本質上是就業教育，是與經濟生活最直接聯系的教育形態。一方面它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對經濟活動的作用最明顯，另一方面也受到經濟發展水平、規模和結構的最直接影響。職業教育的層次結構乃至管理體制無不應與經濟狀況相適應。換言之，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應來源于經濟的客觀要求。然而通過考察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史，情況并非如此。

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受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教育的 “經濟功能” 不被重視，而更多強調教育的 “上層建筑” 功能，為政治斗爭服務，因此這一時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政治斗爭需要而不是經濟發展需要。尤其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實行 “階級斗爭為綱” 的政治路線，階級斗爭的極端化使教育遭到嚴重破壞，幾乎達到全部崩潰的邊緣。

“文化大革命” 結束后，各級各類教育都得到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普通中學迅速發展，很快就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為了減輕高考的壓力，改變中等教育中普職比例失調的局面，1985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 “調整教育結構，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 的要求，并提出中學階段分流培養的方案，要求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力爭在5年左右的時間里，扭轉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各級政府都把中等發展職業教育當作一項重要的 “政績” 來抓，中等職業教育比例逐年上升。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各級各類教育提出新的要求。經濟領域已經走上市場化的道路，而教育體制仍保留著計劃體制， “計劃趕不上市場變化” ，教育的層次、類型與規模難以適應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的要求。尤其是與產業經濟緊密聯系的職業教育理應主動順應勞動力市場，走市場化發展道路。但實際上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模式仍然是 “按計劃發展” 模式。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要求 “中等職業教育的規模應達到高中階段的60%” ，在計劃體制的鼓勵下，中等職業教育的規模迅速擴展張，到九十年代中期，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已占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56%以上。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等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并非經濟發展之必需，而是解決教育內部結構失調、緩解升學壓力的一種策略。

海南中等職業教育也經歷了大致的路程，2003年，海南省政府制定《關于加快我省職業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中等職業教育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2004年以來，全省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2004年招生1.9萬人，2005年招生2.8萬人，2006年招生3.3萬人，2007年招生4.5萬人，在校生規模達到10萬人?！保?］但隨著海南經濟與社會市場化體制的逐步發展，經濟領域的產業調整，資本重組，所有制改革以及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導致一些工人下崗，以及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難等的市場信息開始引起考生的廣泛關注。同時高考擴招也為考生們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選擇的機會。在高中生源競爭和就業難的夾擊下，按計劃 “大力發展” 的中等職業教育顯得 “心有余而力不足” ，規模自然收縮。這種 “自然收縮” 實質上是對職業教育的非經濟動力發展模式的 “反動” ，也表明我國教育資源開始走上市場調節配置的合理化道路。

（四）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在社會分層與流動中的不利地位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是當今社會存在的靜、動態的兩個特征，其主要表現為：

一方面從靜態上看，社會結構是一種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由一定的人口構成的，人口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被賦予一定的社會特征，從而被分化為不同的群體或集團，這些群體或集團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社會地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會階層。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Parsons）主張以職業作為社會分層的標準，他認為，現代社會成員的財富和聲望都依賴于職業，職業的等級代表著個人成就，是社會對個人成就的一種認可與酬賞。因此，個人從事的職業地位的高低代表著個人在社會階層中地位的高低。從目前我國的就業人員結構看，由于產業的不斷升級，三校畢業生的就業崗位也相應逐漸下移。有關研究表明， “從1990年到1997年，畢業生在技術型崗位工作的人數，由57%下降到19%”［6］?？梢娙．厴I生所從事的職業等級在不斷下降，在社會分層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也難怪望子成龍的中國父母勒緊褲腰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去讀普通高中進而讀大學。

另一方面從動態看，社會分層是通過社會流動來實現的。社會流動是社會成員或群體在社會分層結構中的地位變化與角色轉換，即從一個階級、階層或職業轉換到另一個階級、階層或職業的現象，其中職業流動是現代社會流動的主要形式之一。職業流動根據其流動的方向又可分為跨崗位或行業的橫向流動與跨職業等級的縱向流動。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在職業升遷（縱向流動）上條件不足，大部分畢業生的發展前途是工人技師，極少數能成為技術管理人才。而且中等職業教育是一種針對性很強的職業技能訓練，這種技能訓練的適應面窄，遷移性不強。因此三校畢業生還普遍存在跨行業轉換工作（橫向流動）的困難。一旦失業或需要轉換工作，就必須接受再培訓，既增加用人單位的培訓成本，也增加了個人的再就業難度與成本。這就是用人單位不愿意接納三校畢業生的原因。

海南中職學校畢業生社會分層與流動中處于不利地位除了上述共性因素外，還有其特殊原因。一是海南高職院校比較多，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比中職生相對來說更有優勢。二是隨著海南自由貿易港高質量建設的推進，海南人才引進力度也空前加大，涌入海南的外來人才越來越多，各行各業的用人開放性也在增加，這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分配上，本土中職學校畢業生就業面臨著巨大的沖擊，而這種沖擊反過來又會影響中職學校的招生。

綜上所述，海南中職學校面臨的招生困境不僅僅是學?；蚪逃齼炔康膯栴}，其背后隱含著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因素。海南中職學校如何走出困境已不僅僅是學校層面或教育內部的技術性工作，而需要經濟社會政治的綜合改革。更重要的是教育目的價值取向的變革涉及整個社會民主、平等、公正等深層次的文化變遷，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就現實而言， “三?！?招生困境實質上是教育的層次、類型結構與個人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是 “三?！?按計劃辦學的體制與個人自由選擇之間錯位必然結果。從經濟學的視角看，這屬于供求矛盾的范疇。解決供求矛盾通常有三種可能的思路：

（一）調節個人教育需求

即政府調節個人的教育需求，以適應現行教育層次、類型結構，實現學位需求和學位供給之間的平衡。具體來說就是按照招生計劃對學生進行篩選，按計劃規定的比例強制普職分流，來保證各級各類學校完成招生計劃。也就是現行做法，通過統一考試，劃定分數線，根據分數高低選拔和篩選學生，將學生強制分流到各級各類學校中去。這種做法在教育資源總量既定的情況下，能夠保證升學競爭的公平性。

但這樣做也存在一種風險，即教育層次和類型結構不能靈活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作為供給方的學校在計劃體制的庇護下，既無改革創新的積極性，亦無生存的壓力，得過且過，教育教學質量難以提升。計劃體制下的中職學校是面向政府辦學而不是面向市場辦學，因此 “中職學校在專業設置與課程教學方面不能準確把握市場需要，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與企業和用人單位的期望有差距”［7］，學生畢業就失業。而且當成績作為學生分流的強規則時，個人教育需求的滿足與考試成績之間存在著超強聯系，個人為了在升學競爭中勝出，就會把學習重點放在 “分數” 上，導致中小學的 “應試教育” 繼續強化，并隨著個人和家庭教育選擇能力的提高，教育 “內卷” 會越來越嚴重。

（二）調節教育供給側

政府調整教育的層次、類型結構以適應個人的教育需求，實現供需平衡。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調整教育布局結構以緩解升學競爭壓力。比如近十年來，海南省不斷壓縮中等職業學校規模、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試點中高職聯合培養模式、打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立交橋等，以滿足 “三?！?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等。這種做法即教育供給側改革，政府通過人為調整教育布局結構，提升教育層次，來回應人們對接受高層次教育的現實需要，在較短時間內增加高層次教育供給，實現教育供給與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的平衡。但是短時間內人為大幅度調整教育層次與類型結構，容易造成教育質量泡沫，因為教育具有長期性和滯后性，任何一個層次的學校的辦學質量都需要較長時間的各種資源和要素的積累與沉淀，非改制、轉軌或升格就能實現，而中職升格高職容易，高職教育教學質量的提升則難。一味追隨個人的教育需求，導致教育層次結構高移化、教育類型結構單一化，一定程度會造成 “學歷主義教育” 現象。

前兩者都是在計劃體制下，通過政府 “有形的手” 調節教育供需矛盾的基本策略。建國以來我國基本上先后采取了以上兩種策略，或者二者混合使用，造成了 “應試教育” 與 “學歷主義教育” 并存并互相強化的局面。

（三）發揮市場對供求關系的調節作用

市場是一只 “無形的手” ，自發調整供求關系。即供求雙方根據市場信號自主調整、互相適應，實現動態平衡。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是學校要成為自主辦學提供教育服務的 “生產主體” 。根據市場信息，學校結合本身的條件和資源稟賦，向市場提供具有辦學特色的教育服務。同樣，根據市場信息，作為消費主體的學生（或法定監護人）要結合個人興趣特點和消費能力，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或學校）。雙方通過雙向自由選擇，達成協議，供需雙方各得其所。

市場調節的優點在于學校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會不斷改革創新，提供優質且有特色的教育服務，以吸引更多有個性化需求的教育消費者。因而在教育市場中會涌現出更多不同辦學理念和辦學特色的學校，給學生提供多元化、個性化發展的機會。而那些教育質量低，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學校則被淘汰，或被迫自主改革，而不是在財政體制的庇護下生存，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比如 “現代學徒制” “雙元制” “訂單制” 等當代先進的職業人才培養模式，都是作為辦學主體的職業學校在市場競爭中不斷改革創新的產物，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推行的結果。學生（或其監護人）則可以根據各種市場信息，自主確定個人的發展目標，并結合自身的興趣特點，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教育。學生這種自主選擇權不僅可以使學生樹立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學習的責任感，培養主體意識，而不是被迫接受一種 “被分配的教育” ，被動學習，同時還可以傳遞市場信號，激發學校服務意識，引發學校之間競爭，從而增強學校運營和管理的活力，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以質量謀發展，而不是坐等政府劃撥生源，靠財政撥款來養活自己。

當然，發揮市場 “無形之手” 的調節作用，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求政府轉變在教育發展中的職能和角色，不斷完善教育管理體制和辦學體制。從辦學者、管理者和監督者三位一體的 “全責全能政府” 轉變為 “有限責任和能力政府” ，落實學校主體責任，建立 “管評辦” 相對分離的教育體制，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尊重學校自主辦學權。當所有中職學校都面向社會、市場辦學，所有教育消費者都根據市場信息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產品，那么中職教育結構與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就會實現動態的平衡，這是化解職業教育生存與發展危機，實現職業教育體系科學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