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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研究

      發布時間:2025-06-21 01:32:49   來源:心得體會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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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珺 楊穎靈 李 云 謝佩君 崔本廷

      (湖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2018年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首次發布了中國融資成本指數,結果顯示“中國企業平均社會融資成本為7.6%”??梢钥闯?,我國企業目前的社會融資成本處于偏高的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對于我國企業來說,相對于股權融資,債務融資依然是其融資的主要渠道(黃波等,2018)[1]。

      現有研究表明,審計質量、客戶負債水平等因素會影響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在企業經營過程中,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會影響債權人對其融資成本的信心,從而影響融資成本。黃波等(2018)研究發現,供應商企業的高信息披露質量會提高分析師的預測質量,降低債權人的風險感知,從而有效降低供應商的債務融資成本[1]。會計事務所作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第三方,其審計質量和審計報告結果也會影響債權人對債務企業的風險判斷,從而影響風險溢價以及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對供應商企業而言,其大客戶具有聲譽效應,能夠幫助供應商企業更好地獲得銀行的支持,從而更易獲得銀行的債務融資并有效降低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李歡等,2018)[2]。另外,客戶的盈余公告在供應鏈上具有縱向傳染效應,且客戶的信息披露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會為供應商企業的債權人提供額外信息,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供應商企業的融資成本(王雄元和高曦,2017)[3]。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與其信息披露質量和審計質量的高低有關,那么供應鏈上供應商企業和客戶企業共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能否提高供應商企業的審計質量和信息披露質量,從而影響供應商企業債權人對其風險評估和風險溢價管理,最終降低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呢?

      本文選取2008-2018年滬、深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檢驗了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如何影響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研究發現,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能夠顯著降低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且這一關系在國有企業、非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供應商企業中更加顯著。本文研究結論可能存在的貢獻包括:第一,本文從供應鏈的視角出發,關注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如何影響供應商企業的融資成本,豐富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
      第二,本文關注了共享審計師如何影響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拓展了共享審計師的經濟后果研究;
      第三,進一步探討了產權性質及事務所規模對共享審計師與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明晰了共享審計師發揮積極效應的具體情境。

      (一)供應商-客戶共享審計師影響研究

      現有對于供應商-客戶共享審計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審計質量和盈余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楊清香等(2018)認為共享審計師有助于增進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特定信息的了解,從而能夠提高審計師的判斷能力和決策效率,進而降低供應商企業財務重述的可能性[4]。同時,供應鏈上的企業共享審計師還能夠顯著降低分析師預測偏差[5]。而黃波等(2018)認為高質量的分析師預測能夠給外界傳遞公司信息環境良好的積極信號,從而能夠降低公司債務融資成本[1]。有學者則發現共享審計師有助于提高有關客戶信息的真實性,更好地了解供應鏈上交易雙方之間的銷售-采購業務,進而更能夠發現供應商企業可能存在的會計處理問題和管理層對企業財務報告的虛假陳述(胡志穎等,2022;
      Cai等,2019)[6][7]。

      此外,有學者認為共享審計師有助于降低財務重述的可能性、增強信息流動,減輕信息不對稱性,從而提高審計質量(孫龍淵等,2021;
      Dhaliwal等,2016)[8][9]。孫龍淵等(2022)提出了一個通過共享審計師而構成“執業網絡”的概念,并認為這種網絡有助于注冊會計師在進行審計時更快地積累經驗和能力,從而提高網絡中“聯結公司”的審計質量[10]。另外,Cai等(2017)發現共享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還可以從供應商-客戶雙方獲取供應鏈上的特有信息。這些特有信息可以幫助管理層提高采購-銷售環節管理期望以及后續費用決定的準確性,并且在管理期望良好的情況下可以降低供應商企業的成本粘性[7]。

      (二)第三方信息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

      審計意見、會計信息透明度等第三方信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對外界傳遞信息從而影響企業融資成本。與客戶共享審計師能夠降低審計風險、減少分析師的預測偏差,從而進一步增強行業內的信息傳遞效果,且有利于發揮供應鏈中的“知識溢出”效應(王蕓等,2020;
      董小紅和潘成雙,2019;
      Lee和Park,2009)[11-13]。同樣的,孫龍淵等(2019)通過對投資者關系的研究發現共享審計師有助于提升投資者對被投資者的信任和雙方之間的信息傳遞效率[14]。加強公司信息披露可以最大程度地緩解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估計風險,從而降低債務融資成本(Healy和Palepu,2001)[15]。Chen和Jian(2006)研究發現,相對于信息披露透明度較低的公司來說,信息披露透明度較高的公司債務融資成本更低[16]。有學者則認為,企業的聲譽問題也會影響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Anginer等,2015)[17],且外部審計的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的聲譽,例如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企業更能夠獲得債權人的信任(Fan和Wong,2005)[18]。

      (三)供應鏈中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供應鏈上供應商企業與主要客戶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客戶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王勇(2019)研究發現,客戶的負債水平會影響供應商企業的信用風險,從而對銀行與供應商企業間的信貸契約價格條款造成影響,最終導致供應商企業信貸融資成本隨著客戶負債水平上升而增加[19]。而張成偕等(2020)則從“客戶擔?!毙慕嵌确治?,發現良好的客戶關系有助于提高供應商企業在銀行方面的融資議價能力[20]。同樣,李小金等(2022)從供應商融資約束的角度出發,發現處于供應鏈中的企業在進行債務融資過程中會更依賴客戶關系以提升自身獲取銀行信貸的能力,而客戶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企業降低融資約束[21]。另有學者研究表明,客戶的盈利水平越高,企業能獲得的信貸條款越為優惠,包括更長的期限、更少的抵押需求與限制性條款數量(Kim等,2015)[22]。Campello和Gao(2015)發現當供應商企業的客戶存在財務困境時,供應商企業自身反而可能會面臨更加嚴苛的融資條件[23]。

      (一)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

      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都需要經過外部審計,而外部審計師可以合理保證公開報告的會計信息的質量,從而限制了企業操縱會計信息的能力,限制其從外部股東那里獲取財富的能力(Fan和Wong,2005)[18]。另外,外部審計還提高了公司的內部控制水平和審計質量。供應商經常對主要客戶延展交易信用以滿足客戶的一些特定需求,有助于審計師評估審計風險和制定審計程序,從而提高審計質量及其他第三方信息質量,從而增強債權人的信心,降低債務成本(楊清香等,2015)[4]。

      雖然供應商和客戶之間有關交易的特定信息的獲取有一定難度,但是若供應鏈中供應商企業和客戶共享審計師,則審計師可以有效、完整地獲取供應鏈中供應商-客戶之間的特定關系投資等專有信息(Chang等,2019)[24]。楊清香等(2015)研究表明,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能夠讓審計師從客戶企業中獲得更多有關于供應商企業的特定信息,從而能夠有效降低企業有關于銷售的財務重述[4]。而李建軍(2022)[25]通過從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角度出發探究債務融資成本發現,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越有利于企業在融資時從資金投入方獲取更低成本的融資,而供應商與客戶共享審計師正可以有利于提高供應商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Chang等,2019)[24]。綜上所述,共享審計師能夠通過提高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透明度,向外界傳遞企業信息環境的利好消息,最終有效降低供應商企業的融資成本。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有利于供應商企業降低債務融資成本。

      (二)產權性質的調節作用

      企業的產權性質往往會影響其內部控制質量、審計質量和債權人的信心,而這些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由于國有企業存在政府的隱性擔保,債權人對其會有較多的安全感。當政府擁有一家企業較多的股權時,債權人會對該企業表現出較強的融資信心(Borisova和Megginson,2011)[26]。通過準自然實驗,易煒豪(2021)發現資管新規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大于國有企業[27]。由于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時其外部審計的治理功能更加明顯,使得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的審計質量能夠進一步提高,從而能夠增強債權人對企業的債務融資信心,降低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且國有企業具有“預算軟約束”和更易獲得政府補助的特點,在相同審計質量水平上國有企業更能夠降低債權人對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信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對債務融資成本的負向影響更顯著。

      (三)事務所規模的調節作用

      由于大型事務所具有熟悉各種業務實踐、高運作效率、標準的審計方法和流程、知識淵博的專業人員等競爭優勢,因此相比于非大型事務所,大型事務所能夠提供更高質量的審計報告(Carson,2009)[28]。另一方面,四大事務所能夠有效遏制企業的盈余管理,因此具有高投資機會的企業當年聘請四大事務所進行審計可能會有較低的盈余管理(Lai,2011)[29]。

      因此可以推斷,國際四大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本身已較高,若當年聘請四大事務所的供應商企業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審計質量的提升可能有限,進一步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負向作用也不明顯。相反,若當年聘請非四大事務所進行審計的供應商企業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可能會較為顯著地提高供應商企業的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從而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負向影響更為顯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與由國際四大事務所審計的企業相比,由非國際四大事務所審計的供應商企業共享審計師對債務融資成本的負向影響更為顯著。

      (一)數據收集

      本文選取2008-2018年滬、深證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刪除ST和*ST的上市公司;
      刪除金融行業公司;
      刪除未在年報中披露前五大客戶信息的數據;
      刪除前五大客戶不是上市公司的數據;
      刪除相關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經過上述條件篩選后,共得到主要客戶是上市公司的供應商企業樣本1107個,其中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的樣本103個、未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的樣本1004個。本文的數據處理過程采用STATA15.0軟件進行處理,并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本文所使用的所有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供應商企業的前五大客戶是否為上市公司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庫。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為驗證上市公司供應商企業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對其債務融資成本有何影響以及影響程度,本文構建如下多元回歸模型:

      Incost=α0+α1Comaudit+∑Controls+ε

      (1)

      其中,Comaudit為二值變量,若當年供應商企業與其主要上市公司客戶(前五大客戶)中的任意客戶在同一年審計時共享審計師,則Comaudit取1,否則取0。Incost借鑒王勇(2019)的研究,用利息支出除以企業當年的平均負債,利息支出采用CSMAR數據庫中財務報表附注的利息支出字段,代表企業(金融)發生的利息支出,包括吸收的各種存款(單位存款、個人存款、信用卡存款、特種存款、轉貸款資金等)、與其他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同業等)之間發生資金往來業務、賣出回購金融資產等產生的利息支出[19]。具體變量定義參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對上市公司供應商企業的共享審計師樣本和非共享審計師樣本分別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全樣本中有103個共享審計師的樣本、1004個非共享審計師的樣本。由表2可知,上市供應商企業當年與前五大客戶共享審計師的債務融資成本(Incost)均值(mean=0.022)小于未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的成本均值(mean=0.023),這與假設1的方向一致,即共享審計師能夠降低上市公司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檢驗

      對主要變量進行了相關系數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Incost)和共享審計師(Comaudit)相關系數為負,這與假設1的方向一致,即共享審計師能夠降低上市公司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表3 相關性檢驗

      (三)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上市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與共享審計師關系的基礎模型,在控制年份和公司固定效應后,本文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共享審計師與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回歸分析

      從列(1)結果可以看出,共享審計師和債務融資成本之間的系數為-0.003,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相關,H1得到驗證。這說明,當供應商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時,確實可以讓審計師有效地在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獲取關于交易的特定信息,從而提高審計質量,進而可以顯著降低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四)產權性質與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的調節作用

      在模型(1)的基礎上,根據上市供應商企業產權性質(State),將全樣本分為國有企業組(State=1)和非國有企業組(State=0),采用分組回歸驗證H2,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列(1)表示當產權性質為國有企業(State=1)時,共享審計師(Comaudit)與債務融資成本(Incost)的回歸系數為-0.002,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
      列(2)表示當產權性質為非國有企業(State=0)時,共享審計師(Comaudit)與債務融資成本(Incost)的回歸系數也是負相關(-0.002),但并未顯著,驗證了假設H2。上述回歸結果表明,當上市公司產權性質為國有企業時,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其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更能夠顯著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表5 按產權性質、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分組回歸結果

      在模型(1)的基礎上,根據上市供應商企業當年所聘請的審計事務所是否為國際四大,將全樣本劃分為國際四大組(Big4=1)和非國際四大組(Big4=0),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列(3)表示當年上市供應商企業審計事務所為國際四大(Big4=1)時,共享審計師(Comaudit)與債務融資成本(Incost)的回歸系數為-0.005,但不顯著;
      列(4)表示當年上市供應商企業審計事務所為非國際四大(Big4=0)時,共享審計師(Comaudit)與債務融資成本(Incost)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系數=-0.002),這一結果支持了H3,說明當上市供應商企業當年聘請審計事務所為非國際四大時,共享審計師能夠顯著降低上市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緩解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并檢驗主要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通過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替換被解釋變量及隨機刪除部分樣本后再回歸等方法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

      第一,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中的近鄰匹配獲得樣本進行回歸。參照姚海鑫和李璐(2018)的研究,將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的供應商企業設為處理組,以總資產的對數(Size)、利息保障倍數(Imp)、審計費用(Tcost)、盈利水平(ROA)、資產負債率(Lev)、是否為國際四大(Big4)和產權性質(State)作為匹配變量,按照同年度匹配為處理組中的樣本匹配對照組,匹配后最終獲得136個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列(1)所示,共享審計師與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依舊在5%的水平負向顯著(系數=-0.005),與主檢驗結論一致[31]。

      第二,替換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方式。根據以往魏志華等(2012)、黃波等(2018)對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影響的研究模型,重新定義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利息支出+手續費等其他財務費用)/總負債[32][1]?;貧w結果如下表6列(2)所示,共享審計師與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依舊在10%的水平負向顯著(系數=-0.004),假設H1得到驗證,與主檢驗結論一致。

      表6 穩健性檢驗

      第三,借鑒姚海鑫和李璐(2018)的穩健性檢驗方法,隨機刪除10%樣本,對剩余樣本再次進行回歸檢驗,回歸結果依然穩健[31]。

      選取2008-2018年我國滬、深證券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探究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對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第一,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能夠顯著降低供應商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
      第二,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更能夠降低其債務融資成本;
      第三,相比于國際四大審計的供應商企業,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供應商企業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更能夠顯著降低其債務融資成本。

      本文的研究啟示:首先,對于供應商企業,與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有助于降低其債務融資成本,這有利于提高債權人對債務企業的信任程度。其次,對于銀行等債權人而言,可以根據供應商企業是否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來判斷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和分析師盈利預測質量,從而做出更為合理的信貸決策。再次,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與其主要客戶共享審計師后債務融資成本顯著下降,說明非國有企業應該增強內部控制質量以減輕事務所獲取信息的壓力,強化外部審計對企業的治理功能,從而提高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以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最后,相比于當年由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共享審計師更能夠顯著降低由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供應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這對我國非國際四大事務所在審計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揮共享審計師的特定信息優勢,提高其審計質量進而為債權人信貸決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具有一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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