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與出版：以亞東圖書館為考察中心

【摘要】地緣因素在近代社會中的影響被研究者廣泛關注，然而有關地緣與近代出版之間的關系，尚少為人關注。本文以亞東圖書館為中心，試圖考察地緣因素于亞東圖書館而言是怎樣的一種支持性力量，對地緣的仰賴于亞東發展是否造成的影響，以及地緣因素何以發生影響。文章以小切口的方式，細致考察地緣關系與近代出版業發展之間的牽連。

【關鍵詞】地緣出版亞東圖書館汪孟鄒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模式中，地緣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地緣因素在近代社會中的影響被研究者廣泛關注。韓起瀾指出，“以往的研究已經用很多材料證實了私交和同鄉關系對求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上海最新式企業里亦是如此”〔美〕韓起瀾著，盧明華譯：《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此外，學者們還關注到地緣因素在政治運作層面上的影響與作用，如袁成毅的《地緣紐帶中的蔣介石與浙江——以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后為時段的考察》指出，蔣介石在步入國民黨中樞的過程中，浙江籍的各種勢力給予蔣的支持對其走向權力高峰起到了重要作用。還有學者關注到地緣與近代學界之間的關系，如桑兵的《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周寧的博士學位論文《地緣與學緣：一九二○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等對此展開研究與論述。

然而，有關地緣因素與近代出版之間的關系，尚少為人關注。事實上，在近代出版業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出版資源的獲取，還是員工的聘用，地緣因素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其職工有著高度重合的地域來源。商務初創時，職工大多數來自上海市區和近郊農村，以及創辦人鮑咸恩家鄉寧波與夏瑞芳家鄉青浦。隨著營業發展，雖然職工來自全國各地，但仍以江、浙為主。作為近代出版龍頭企業、最早采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商務印書館，尚且在出版工作中如此仰賴地緣紐帶，一些中小出版機構則更形突出。本文以亞東圖書館（以下或簡稱“亞東”）為中心，試圖考察地緣因素于亞東而言是一種怎樣的支持性力量，對地緣的仰賴于亞東的發展是否造成相應的制約，以及地緣因素何以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本文將以小切口的方式，細致考察地緣關系與近代出版業發展之間的牽連。

一、地緣資源：亞東發展的關鍵性力量

1.地緣紐帶是亞東獲得出版資源最重要的依托

辛亥革命后，原在蕪湖經營科學圖書社的汪孟鄒有打算為官從政，然而對時局有著深刻認識的陳獨秀對此極力反對。汪孟鄒聽從了陳的建議，來到上海開辦書局，由此現代出版業中存續時間長、影響力大的出版機構——亞東圖書館誕生了。亞東主人汪孟鄒回憶道：“我和我的業師胡子承先生商量，要印他的地理書以及掛圖。我又向朋友湊了兩千元股子，到上海準備開書店。地圖等，由胡子承先生的兒子翼謀帶到日本去印?！蓖粼牛骸秮問|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由此可知，從倡議創辦亞東，到資金的籌集，再到書稿的獲得與書籍的印刷，地緣網絡都是重要支撐。

亞東早期的出版資源以“地緣”為關鍵紐帶展開，亞東的騰飛亦得益于汪孟鄒的安徽同鄉——陳獨秀、胡適帶來的發展機會。1918年，北京大學出版部成立。之后，亞東圖書館即在陳獨秀的推薦下，經理北京大學出版部的書籍，這意味著亞東成為該部圖書在上海及南方地區的總代理機構，負責高質量、高水平的北大書籍在這些地方的同業批發和銷售業務。這大大豐富了亞東門店圖書的品種，增加了其銷量。與此同時，《新青年》傳播的新思想很快成為燎原之勢，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范圍內擴展開來，各地報刊社團如雨后春筍般興辦起來。亞東圖書館憑借代派《新青年》，以及對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意識，也因其與陳獨秀、胡適的密切關系，陸續獲得這些新文化刊物的代派、代售或發行的權力。據亞東在《申報》及各雜志上發布的廣告以及汪孟鄒叔侄的回憶等材料統計，亞東發行、代派或代售的新雜志近40種。由此，亞東一方面充當著時代變革的開路先鋒，對新文化運動盡其傳播之能事;另一方面，這也是一項“生意”，為亞東帶來了營業興旺的局面。從亞東這兩年的銷售業績分析，1919年亞東純利潤為8000余元，1920年則增至3萬余元根據《1919年至1935年亞東圖書館收支情況》統計得出。參見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286頁。。也就是說，亞東經過這一兩年代售北大出版部的出版物與發行代派新雜志等的經營，完成了最基本的資本積累。

此后，亞東在出版上有了更多積極的動作。從1919年起，亞東開始出版更多的書籍，其選題資源亦具有鮮明的地緣色彩。

（1）選題方向的確立與地緣高度關聯

綜觀亞東的整個出版歷程，其主要的選題方向除早期的地理類書籍外，主要有：新詩集、標點白話文小說、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文存及其他出版物、與整理國故有關的著作、革命小說、社會科學著作等。仔細剖析，在亞東這些選題的確立與發展過程中，地緣資源都起著重要作用。

新文化運動時期，亞東圖書館作為新詩的“專賣店”，幾乎包攬了早期新詩集的出版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而亞東這一選題方向的確立，始于胡適《嘗試集》的出版。換言之，是胡適《嘗試集》的成功及其對新詩大力的鼓與呼，造就了亞東對這一出版選題的深耕。標點白話文小說這一系列選題，無論是最開始的商議，還是后來長期系統的推進，亞東始終得到胡適和陳獨秀全方位的支持和幫助。正是因為有了胡適、陳獨秀的大力支持，亞東才得以運作出這樣一個成功的、深具特色和價值的系列選題。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文存及其他出版物，來自胡適與陳獨秀自己的書稿。胡適在亞東出版了《胡適文存》《胡適文存二集》《胡適文存三集》等共10種書籍，陳獨秀在亞東出版《獨秀文存》《字義類例》《實庵自傳》及多種戰時言論集，這些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文存及其他書籍，成為亞東具有標志性的選題，不僅為亞東贏得聲名，也是促進亞東走向黃金時期的重要支柱。汪孟鄒也說：“亞東到了‘五四’，出版才上了路。自原放整理的標點、分段，由獨秀、適之等幫助作序的《水滸》出來以后，很受歡迎，營業已經轉機。后來又出了《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以及《白話書信》等書，營業更是蒸蒸日上?！蓖粼牛骸秮問|圖書館簡史》，《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整理國故運動由胡適所倡導，亞東關于整理國故著作的出版，與胡適有著深切關系。亞東出版的這一方向的選題包括陸侃如的《屈原》《宋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顧頡剛編訂的《崔東壁遺書》，以及胡適自己編訂的《神會和尚集》等。它們或者書稿直接來自胡適本人，或者底本來自胡適，或者作者是深受胡適科學研究方法影響的晚生后學。

1927年后，亞東圖書館的選題方向有所調整。亞東首先出版了大量革命小說，成為當時革命小說出版的重鎮。亞東這一選題方向的起始點是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該書是革命文學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此基礎上亞東陸續推出了蔣光慈及其文學同道更多的革命小說。換言之，亞東在革命小說出版領域的發掘與開拓，與蔣光慈這一關鍵人物有關。蔣光慈，安徽六安人，與汪孟鄒是安徽同鄉。汪孟鄒與蔣光慈之間有著深刻的情誼，用蔣光慈的妻子吳似鴻的話說，汪孟鄒把蔣光慈“當作子侄看待”吳似鴻著，費淑芳整理：《浪跡文壇藝海間》，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頁。，給予過許多無私的幫助。其次，亞東后期十分重視社會科學著作的出版。汪孟鄒說：“民十四后中國社會科學的勃興，亞東也是一個有力的促成者。所出李季、高語罕、林超真（鄭超麟）等先生的創作與介紹，于我國社會科學的影響，亦屬巨大?！蓖裘相u：《亞東圖書館》，《申報》1939年1月2日。對于社會科學出版，亞東不僅是“一個有力的促成者”，而且是一個長期的堅守者。亞東后期以社會科學著作為主要出版方向，與陳獨秀有著深刻關系——因為與陳獨秀的密切關系及代售長江書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使得亞東“春江水暖鴨先知”，敏銳捕捉到了這一出版風潮，開始著力于此并長期耕耘。

（2）亞東的書稿資源主要來自安徽同鄉作者及他們的推介

汪孟鄒在口述《亞東圖書館簡史》中談到，亞東圖書館的書稿除了自己整理的舊小說，主要是由朋友介紹來的，主要有7系：

1.章士釗的。2.陳獨秀的。接近的有高語罕、蔣光慈、李季、錢杏邨、鄭超麟、彭述之、小濮、王凡西、洪靈菲。3.胡適的。接近的有陸志韋、朱自清、陶孟和、孟壽椿、劉半農、錢玄同、趙誠之、張慰慈、劉文典、李秉之、吳虞、陸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孫楷第、顧頡剛。4.陶行知。接近的有刑舜田、一葉、西橋工學團、戴自俺、程萬孚、胡立民。5.宗白華。接近的有田漢、郭沫若。6.豐子愷。7.章鐵民、汪靜之、魯彥、劉大杰。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頁。

這7系中，以胡適、陳獨秀最蔚為大觀，由此可知亞東絕大部分的書稿資源都是以陳獨秀和胡適為核心發展而來的。如果我們對汪孟鄒所說的7系作者之地緣進行考察的話，不難發現陳獨秀、胡適、陶行知、宗白華（籍貫江蘇常熟，在安徽安慶出生成長）、章鐵民、汪靜之都是安徽人。也就是說，亞東不是安徽籍的作者僅有：章士釗、豐子愷、魯彥和劉大杰，而這4人在亞東出版的書籍并不多，共11種。若以此計算的話，亞東出版的267種書籍中，約有256種書籍是“安徽”系：它們或來自安徽籍作者或由他們推介而來，或為亞東自己整理的舊小說（亞東的職員幾乎全部來自安徽績溪），占比高達96%！當然，汪孟鄒在列舉其作者時或有遺漏，但亞東書稿來源的地緣紐帶關系是十分突出的。安徽籍的作者熱忱地將自己的作品交由亞東出版，并積極為亞東介紹各種書稿，為亞東提供了充足的稿源。

2.家鄉績溪為亞東提供著幾近全部的人力資源

筆者根據《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亞東圖書歷史追蹤》《都市文化視野下的旅滬徽州人（1843—1953年）》等有關文獻資料，對亞東的職員進行了相應梳理。據統計，亞東圖書館前后共聘用46名職工，其中44人來自安徽績溪，1人來自安徽懷寧，1人不詳。這也就是說，地緣紐帶是亞東人力資源保障的最重要依托，特別是來自家鄉績溪的亞東職員，維持與支撐著亞東的發展。

從積極意義而言，亞東這樣一支穩定、忠誠、能干的人才隊伍為其發展騰飛做出了重要貢獻。汪孟鄒的侄子汪原放自不待言，他是亞東的核心力量之一，由其創意并主持的“標點白話文小說”的出版，是亞東圖書館最具特色、聲譽最隆、發行最好的一類出版物。陳嘯青、胡鑒初等都是在亞東的崗位上成長起來的能干之才，被汪原放稱為汪孟鄒的“左膀右臂”“左臣右相”。陳、胡等對亞東一片赤忱，甚至可以用“鞠躬盡瘁”四個字來形容他們對亞東的支持與付出。陳嘯青自1910年起，因向往新書店的工作生活，主動從更高薪水的茶莊托人轉入汪孟鄒創辦的蕪湖科學圖書社后，一直跟隨汪孟鄒工作，直到1953年亞東圖書館被關停為止。胡鑒初為亞東的辛苦操勞之狀，連汪孟鄒自己都說：“我之勞苦太甚，有時難免傷感……只（胡）鑒初（亞東職員）之勞苦真倍于我，我心殊難過也?！薄睹相u給湘三的信》，汪無奇：《亞東六錄》，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88頁。得力又忠誠的職員，助力著亞東的發展。

從消極意義而言，亞東能始終維持于不墜，與它有著這樣一批具有鄉親情誼的職員大有關系。我們以同樣是中小書店的泰東圖書局為參照，泰東用人不重地緣，不以地緣為依托，確實陸續發現并延攬了一批優秀人才，如郭沫若、張靜廬等，但泰東人員流動之頻繁也對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泰東后來經營困難，又無忠誠得力的職員協助，這對中小書店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泰東最后難以為繼，趙南公晚景亦十分凄涼。人才的穩定，對于資金緊張的中小出版機構尤為關鍵。亞東前后經營40年，除中間10年左右的黃金發展時期外，前期和后期共30年時間都屬艱苦維持狀況。而亞東在各種困難關頭下能支撐下去，這與它始終有一批洋溢著鄉梓之情的職員對其予以深切的理解與支持不無關系。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刻，亞東職員仍然不離不棄，協助亞東維持到最后歇業。據稱，1953年亞東關停后，亞東的老職員陳嘯青等人到了新的工作單位，人們問起他們原來的工作待遇時都嚇了一跳：上海怎么會有這么低的工資？因此亞東的停業，“反成了它最后三個職工的一次解脫，使他們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開始了新的生活”《罡午給無奇的信》，汪無奇：《亞東六錄》，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116—117頁。。陳嘯青等人能在“這么低的工資”的情況下，毫無怨言、不畏艱苦地幫助維持亞東，其中不無鄉梓之情的因素及其對汪孟鄒深刻的理解與支持。

與此同時，亞東上下洋溢的績溪鄉情，也使亞東成為胡適、陳獨秀、陶行知等人十分愛去、常去的地方。汪孟鄒在選題資源與亞東的經營發展上能充分調動地緣關系，與來自安徽的學者文人建立深刻緊密的關系，這與亞東的安徽氣息不無關系。無論是胡適、陳獨秀，還是陶行知、蔣光慈等，無不與亞東交好，這里就像是他們在上海的“小故鄉”，對他們有著很強的黏著作用。

二、以地緣為依托：對亞東發展的限制

亞東充分借用地緣紐帶獲得所需的出版資源、人力資源，助力著亞東的發展，其優勢突出，同時弊病也十分明顯。

從人才結構而言，亞東的職員幾乎全部來自同一鄉土，他們的學緣背景、人際網絡等都相對單一，在某種程度上與現代出版業的發展有不相適應之處。出版行業是與思想文化高度關聯的行業，對職員尤其是編輯隊伍的文化程度、學緣關系、社會化網絡都有著較高的要求，如此才能發掘和開拓出更多優質的選題和作者資源。亞東所進員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從學徒做起。從學徒中發現和培養具有經營才干的人相對容易，如亞東的胡鑒初、陳嘯青，但編輯的門檻和要求相對較高。亞東編輯所的員工文化程度也確實比發行部高，像章希呂、余昌之進過南洋公學，但他們更多從事的是書稿編輯校對的工作，在選題的擘畫與作者隊伍的建設方面，未見有大的作為。汪原放不滿其叔父汪孟鄒的經營管理方式，曾不無抱怨地說道：“收稿，收與不收，要與不要，都是他（汪孟鄒——引者注）‘一言而定’、‘一言而決’。他只相信他所相信的幾個熟人，只要是他們介紹來的，總是收、買。他只把編輯當校對，有時要希呂兄、昌之看看，說的話又沒有用?！蓖粼牛骸秮問|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52頁。這中間固然有汪孟鄒工作方式的原因，與此同時，于汪孟鄒而言這或許也是一種無奈之舉。亞東內部的人才難以組織到優質稿源，汪孟鄒必須要借助“幾個熟人”，收取由他們介紹來的書稿;甚至連審稿工作汪孟鄒亦不敢全權委托給自己的編輯，常請胡適、陳獨秀幫忙裁定或由自己定奪。

這種以地緣為核心展開的用人方式，一是較難發掘和培養出精干的編輯隊伍來，二是要想培養一位“總編輯”式的人才，則難度更大。亞東圖書館一直缺少這樣一位“總編輯”式的人物，這一角色大抵由亞東主人汪孟鄒來擔任。一般而言，一個出版機構的總編輯，需要具有深厚的學識、堅實的學緣、廣泛的人緣，如此方能聯動各方作者資源、選題資源。秀才出身的汪孟鄒在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不到半年，在學緣這一塊有著天然的劣勢。汪孟鄒固然可以調用地緣資源，然而出版工作畢竟是長期持續的，它需要不斷、大量補充新的出版選題，而這就不得不進一步仰賴這些大力支持亞東的安徽籍文化人士的引薦了。

亞東這種過于仰賴外在力量來獲取稿源發展選題的方式，也造成亞東“因人而興”“因人而衰”“因人而亡”的局面。1927年后，胡適因精力、興趣及在年輕人中影響力變化等因素，從亞東隱形的“總編輯”這一角色中退下來，此后無論是在亞東出版的選題方向還是書稿的來源方面，胡適的影響力明顯減弱。亞東中后期出版選題方向更向陳獨秀靠攏，主要出版有革命小說、社會科學著作、抗戰讀物等。但陳獨秀的重心在革命上，顯然不能像之前胡適一樣，在選題方向與選題資源上給予亞東全方位的支持，也因此亞東中后期在這些出版方向上雖也獲得還算不錯的成績，但未能深耕與拓展。再加上時局緊張戰爭發生，亞東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同時因陳獨秀的關系，亞東出版了不少由鄭超麟、王凡西等人的書籍，解放后他們的書籍被定性為“托派”書籍，上海軍管會于1953年宣布亞東歇業，亞東因此而“亡”。

三、地緣紐帶：亞東與安徽籍知識分子的雙向需求

“孟鄒以毫無商業經驗的秀才”（陳獨秀語），來到上海大都市創辦書店，無論是資金、選題，還是出版、印刷等都需要大量的奧援，地緣無疑是最為方便易得的重要抓手?？贾T當時創辦的一些出版機構，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方式。如由太平洋印刷所發展而來的太平洋書店，考察其發展與立足之道，亦具有鮮明的地緣色彩——其創辦人張秉文為湖南瀏陽人，其著譯者隊伍也多是湖南人。同時就汪孟鄒本人而言，不像張元濟等近現代出版大家除了地緣這一維度，還有著豐沛的學緣等其他社會人脈資源，地緣網絡是汪孟鄒最重要的依憑。

與此同時，我們應注意到的是，汪孟鄒對地緣的借用，并非是單向性行為。這不僅是汪孟鄒及亞東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地緣網絡中安徽文化人士的需要。也就是說，地緣關系不僅是出版人從事出版工作所需憑借的資源，它同時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獲得媒介支持，借以傳播新思想擴大影響的重要依憑。比如陳獨秀“想出一本雜志，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盡管亞東此時情況并不理想，尚在艱困的起步階段，陳獨秀對此了然，但仍囑托汪孟鄒認真想辦法，可知陳獨秀當時的選擇亦十分有限，家鄉人士汪孟鄒創辦的亞東是其最可能獲得支持的出版陣地。

陳獨秀、胡適對亞東的幫助為人們所普遍知曉，這也使得亞東成為同行稱羨的對象，然而關于汪孟鄒及亞東對于陳獨秀、胡適事業的助益，人們的認識則相對不足。就陳、胡二人聯袂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熱潮而言，亞東于新文化運動伊始即勇立潮頭，成為少數熱忱贊助新文化運動的書店之一，不遺余力地用實際行動為新文化運動鼓與呼，是當時當之無愧的最重要的新思想、新文化傳播機構之一。新文化運動得以蓬勃展開，亞東作為出版機構為其所做出的貢獻不容輕視。就胡適、陳獨秀分而論之，亞東對他們的助益亦十分巨大。胡適倡導白話詩，發起新詩運動，亞東為之承擔起了“新詩消息的發布者”的角色，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新詩集;亞東自行創意策劃的將白話文小說進行標點分段出版的選題，與當時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不謀而合，于是亞東出版并廣為發行的標點白話文小說，成為胡適發表整理國故作品并傳播整理國故思想的最重要的舞臺——事實上，亞東所承擔的這些出版工作，為胡適引領的重要思潮起到了“助產婆”和“贊助人”的作用。如若沒有亞東這一平臺，無論是胡適發起的白話文運動，還是整理國故運動，其成效恐怕都將大打折扣。于陳獨秀而言，從蕪湖科學圖書社開始，盡管當時條件艱難到“每天吃兩頓稀粥”度日，汪孟鄒仍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的請求;陳獨秀要辦《新青年》，汪孟鄒不因自己沒有力量做而袖手旁觀，而是認真籌劃，最后成功讓業內好友陳子沛兄弟的群益書社來承擔，同時汪孟鄒始終引以為己事，盡心參與其中;陳獨秀興起新文化運動，亞東第一時間立于潮頭;陳獨秀找汪孟鄒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汪孟鄒當仁不讓，全力以赴，十幾天內就將第一期印出;陳獨秀轉向“托派”后，盡管此時亞東已走向下坡路，處于艱難維持中，汪孟鄒對陳獨秀的安排仍全無推辭，每月給尹寬等人付稿費維持他們的生活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頁?！獊問|為陳獨秀提供了最重要的出版支持乃至革命支持。

由此可知，亞東這一出版平臺于安徽籍知識分子而言有著重要意義：安徽籍知識分子亦迫切需要亞東這樣的媒介與平臺。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可選擇的出版機構相對有限，地緣關系就成為安徽籍知識分子獲得出版支持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無論是出版者，還是作者，都為地緣因素所驅動來選擇彼此。當然，我們也不能將地緣認同視為絕對化的考量因素。亞東與安徽籍文化人士的互相支持與互動，首先是建立在他們一致的精神追求上。1922年，陳獨秀在慶祝蕪湖科學圖書社20周年時指出，汪孟鄒毅然投身書業是“為熱烈的革新感情所驅使”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頁。。作為汪孟鄒的至交好友，陳獨秀可謂一語道破汪孟鄒以出版為志業背后的精神推動?！盁崃业母镄赂星椤笔峭裘相u最初從事書業的原因，也是其一生的不懈追求。梳理汪孟鄒的出版人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內在主線：以出版為手段，實現其革新社會和啟蒙民眾的人生理想追求。共同的理想追求，是汪孟鄒與陳獨秀、胡適等安徽籍知識分子能展開長期互動的根本原因，而同為安徽人的地緣認同因素在其間起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四、結語

亞東以地緣資源為關鍵要素展開經營，使其對安徽一省杰出的智力資源、文化資源乃至人力資源實現最大程度之利用。而對地緣資源的充分利用，亦并非僅是出版機構企業運作單方面的需求。事實上，安徽籍的先進知識分子亦十分需要亞東這一出版平臺的加持，亞東對胡適、陳獨秀等思想文化活動乃至革命活動的展開助益良多。與此同時，對地緣紐帶的過分仰賴，對亞東的發展亦帶來一定的限制。試想，假如亞東能適當打破地緣的因素，引進更多元的人才，由此獲得更豐富的選題與稿源，加之以汪孟鄒的經營才干，再配以出色的總編輯人才，亞東的發展局面或將有所不同。當然歷史不容假設，亞東以其獨特的面貌在近現代出版史中當占有其一席之地。

〔作者林英，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審美文化與批判理論研究中心講師〕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Publishing：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in Ying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on modern societies has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yet few of them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modern publishing. With a focus on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whether and how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The paper takes a detailed look 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shing.

Keywords：
geographical， publishing，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Wang Mengz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