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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昊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經歷了從快速經濟增長到“泡沫經濟”崩潰的劇烈轉變，這也影響到所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行為和心理，以至于涌現出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在這一時期，一種被稱為“Hikikomori”的社會退縮現象開始在日本青年中興起，一些青年喜歡將自己封閉起來。這類青年的主要特征是，社會隔離狀態至少持續6個月以上，拒絕基本的社交活動，又無法用其他身體或精神疾病進行解釋。[1]對于這種將自己長期限制在家里的行為模式，國內學者一般將其譯為“蟄居”。[2]根據日本內閣府在2016年的調查顯示，15～39歲的蟄居人口數量約有54萬人，如果考慮老齡化因素，其規?？赡苓_到國民總人口的1.2%以上。[3]在此背景下，這一現象已經成為日本政界和學術界長期關注的重要民生議題。
在既有研究中，對于日本青年蟄居行為的性質和定義仍未形成相對統一的認識，并分化出兩種解釋路徑。一是立足于精神醫學的視角，試圖將社會隔離狀態醫學化，等同于精神錯亂綜合征的某種新形式。Alarcon發現，大多數日本蟄居青年都出現過情緒、焦慮或發展障礙的診斷癥狀，符合ICD-10或DSM-5標準分類中的某些標準。[4]有學者對4134名社區居民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超過1%的人有過蟄居經歷，而有過蟄居經歷的受訪者患情緒障礙的風險將高出6.1倍。[5]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臨床醫生將蟄居青年診斷為“可避免的人格障礙”，兩者具有相似的病理性特征，即社會逃避行為。[6]但是，這種解釋路徑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所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總是基于一些簡單的問卷調查，缺乏足夠的橫向和縱向研究能夠為其病理特征提供科學依據；
過于強調從醫學類型上對青年蟄居行為進行歸因，將發生機制簡單還原至個體心理層面，忽視了塑造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結構性因素。
因此，另一種解釋路徑傾向于將青年蟄居現象與日本獨特的文化背景結合起來，將其視為一種“文化束縛綜合癥”。Aguglia等人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滲透和入侵，簡單西化的發展模式加速了社會文化體系的迭代速度和變遷進程，進而引起了日本青年對傳統文化的反叛和對現代文化的不適應。[7]結合家庭環境，Teo強調，青年之所以選擇蟄居可能源自日本中產階層對于子代的過度期望，通過學歷考試來維系階層或向上流動是日本青年社會化的重要目標，而相當比例的青年在這一競爭中面臨著失敗的風險。[8]此外，個體主義的興起也可能導致個體從社會關系中退出，蟄居青年可以通過回避現實接觸的方式來抵拒主流社會所規定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以此來保持主觀意識的自主性。[9]這些研究將日本青年蟄居行為融入更為宏大的社會敘事中，分析了這一現象得以發生的前置性條件，有助于揭示日本青年在社會轉型時期所呈現的復雜心態和價值行動傾向。
在引入文化解釋范式以后，關于青年蟄居的認識從精神醫學和心理學層面擴展到了文化和社會層面，尤其是對蟄居行為的社會意義進行了相對深入的考察，但也帶來了“只見社會，不見個體”的研究缺陷，忽視了日本青年在個體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所遭遇的社會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蟄居體驗差異。這些在“失去的十年”中成長起來的日本青年為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選擇成為“逃離的一代”？在這一行為選擇的背后，又隱含著哪些塑造當前日本國民性格的社會構造？基于此，本文試圖將蟄居現象放置于日本青年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通過生命歷程來分析青年蟄居的基本特征、主觀體驗與發生學機制。
進入新世紀，日本蟄居青年在數量和規模上有了顯著增長，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按照經典社會學的觀點，社會成員的越軌行為通常表現為居于主流社會結構之外的疏離狀態，并被貼上某種威脅到社會秩序的“標簽?！盵10]了解日本蟄居青年的基本內涵和發展趨勢，不僅涉及特定的青年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還關乎著社會整合體制在何種意義上走向失敗。
在轉型過程中，日本社會出現了諸多與青年蟄居現象相近的社會退縮形式，比如“宅男族”“啃老族”“網癮青年”等。僅從外在表現來看，不難發現這些被賦予不同名稱的社會退縮類型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甚至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旌鲜褂?。為了進一步深化有關日本蟄居青年的認識，本文將對幾種主要的社會退縮類型進行比較，從而確定蟄居青年所處的經驗邊界。
1.“蟄居青年”VS“啃老族”
早期，“啃老族”也被稱為“NEET族”，即沒有就業、沒有接受教育或培訓的年輕人。[11]一方面，“啃老族”和蟄居青年在進入成年階段后都難以獨立生活，在物質生活上高度依賴父母的代際支持，兩者具有高度相似的經濟背景；
另一方面，“啃老族”一般指的是已經實現從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階段性轉變，并在制度上被允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而蟄居青年最早發端于初中或高中時期的“拒學”，在個體生命周期中所處的位置要略早于“啃老族”。盡管有學者將蟄居青年看作“啃老族”的亞類型，即與社會相脫離的“啃老族”[12]，但至今未能對兩者的轉化機制予以解釋。因此，“啃老族”和蟄居青年的核心差異仍在于是否排斥與他人建立社會交往關系，并將自身活動范圍限定在相對固定的私人空間內。
2.“蟄居青年”VS“御宅族”
“御宅族”大多被用于指稱對某種東西極其癡迷的社會群體，尤其是動漫、網絡游戲及其周邊產品。[13]從共性特征來看，“御宅族”和蟄居青年都喜歡獨自宅居在家，排斥與外界的現實接觸，但使用電視、網絡游戲或互聯網平臺的頻率較高。在這一現象背后，更多地反映出兩者之間的客觀差異：前者往往對電子游戲、動漫及其文化懷有某種強烈的追求和認同，并沉迷在這一群體所建構的虛擬空間之中，而后者則將信息技術視為一種逃避現實的手段，使其得以在遠離社會關系的前提下仍然能夠自由了解想要的新聞和消息。相較于“御宅族”對某一流行文化的狂熱，蟄居青年通常對社會保持著冷漠或無感的主觀感受，由于從集體生活中看不到希望，往往缺乏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力和激情。
3.“蟄居青年”VS“網癮青年”
由于切斷了與外界的空間聯系，蟄居青年表現出對網絡的高度依賴性，因而常常與“網癮青年”聯系起來。通過對1010名青年進行調查，Wong等人發現，青年蟄居行為與網絡成癮癥狀正向相關，但尚未發現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14]正如前文所述，日本蟄居青年本身并不存在對網絡媒介的心理依賴，無論是在具體網絡使用還是在人生價值觀念上均與“網癮青年”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表達，其生命歷程也有著明顯差異。因此，將蟄居青年與“網癮青年”等同起來存在簡單化理解的傾向。
在過去的40年，“蟄居”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從既有實踐來看，蟄居青年呈現出相對鮮明的發展特征，具體表現為性別結構內部失衡、階層結構集中化及年齡結構高齡化。
1.性別結構內部失衡
日本蟄居青年主要以男性為主，且大多數情況下是長子。在1998年，齊藤環發現試圖尋求心理援助的蟄居青年基本都是15歲左右輟學的男性青年，女性青年在其中僅占10%左右。[15]而在2007年的一項抽樣調查中，男性青年的蟄居發生率是女性青年的4倍，后者的社會隔離期也相較而言更短。[16]這與齊藤環的結論基本相近。在日本傳統文化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男性主要承擔著家庭經濟責任。尤其是第一個出生的長子，一般被視為縱向代際關系的傳承者，必須通過學業和工作上的成功來增加大家庭的集體榮譽。相較而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始終處于附屬地位，在戰后的家庭體制中逐漸淪為專職的家庭主婦，遠離了與工作、勞動和收入等領域相關的公共活動，這使得女性青年在面臨社會壓力時能夠回歸私人家庭，在家務勞動和照料下一代中實現人生價值。
2.階層結構集中化
從階層結構來看，蟄居行為基本發生在中產階層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經濟經歷了快速增長的數十年，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具有中產階層的身份認同，形成了“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格局。[17]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的格差進一步擴大，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導致許多中產階層家庭難以獲得穩定的工作機會和勞動收入，陷入整日忙碌卻僅能保持生計平衡的自我維持狀況，還存在因工作調整而淪為底層群體的社會風險。對于身處中產階層家庭的青年而言，一方面，在心理上嚴重缺乏社會安全感和職業預期，不愿進入日益分裂的勞動力市場中參與社會競爭，從而引發持續的個體焦慮；
另一方面，由于父親一般從事政府公務員、教師、企業高管及其他管理者等傳統職業，能夠獲得穩定的勞動收入，蟄居青年可以得到家庭的經濟支持，保持與社會的隔離狀態，不必因生存需求而被迫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因此，這也構成了日本青年蟄居的階層條件和經濟基礎。
3.年齡結構高齡化
隨著第一代蟄居青年已經進入中年，高齡化和長期化已經成為日本青年蟄居的發展特征之一。[18]按照樂觀主義者的觀點，青年蟄居行為通常發生在成年初期階段，能夠通過合理的治療策略和介入方法塑造戒斷體驗，使其重新回到主流的社會軌道上。[19]但有研究認為，40～65歲的蟄居人數大概在61萬人左右，如果將這一群體納入進來，將會進一步增加蟄居群體的規模。[20]這意味著引發蟄居現象的社會文化具有相當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日本青年在后續的生命歷程中仍然無法擺脫相似社會環境的影響，蟄居行為將隨著社會文化的劇烈變遷而更加復雜和常見，進而向人口結構中的其他年齡層蔓延?？梢灶A見，日本社會在未來不僅面臨著就業市場亟須青年勞動力的問題，還需要承擔高齡蟄居群體由于長期失業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壓力。
對于日本青年而言，蟄居是個體應對社會壓力和建構自主空間的能動性選擇，因社會化目標難以實現而在行動層面契合了實踐理性。然而，社會隔離狀態并非一蹴而就，往往經歷了一段從逐漸遠離社會關系到完全與社會關系脫嵌的過程，最終進入與社會隔離的蟄居狀態中。結合社會參與層次模型，本文將從組織退出、關系退出和完全社會退出三個維度探索日本青年的蟄居體驗，立足于這一群體的主體性感受來分析蟄居行為的發展歷程。
組織從內容和形式上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確定了具體的規則要求，是社會活動趨于常態化和正式化的制度產物。[21]從構成要素來看，組織退出至少包括規范退出和空間退出兩個方面。組織的建立最初源自參與者自發形成的情感聯結和道德認同感，在長期持續的交往過程中，為了降低個體互動的交往成本和沖突頻率，產生了相對固定而清晰的群體規范。而空間則構成了組織的基礎、載體和手段，使人們在特定的空間內相互接近、產生接觸，并在各種活動中為建立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提供了機會。
在日本蟄居青年中，大多數人具有早期拒學的人生經歷，構成了蟄居生活的起點。在1990年到2006年間，日本學生的拒學率增長了一倍，全國有2%的學齡期青少年選擇從學校退出，將自己封閉在家里。[22]在許多家長看來，拒學狀態只是暫時的，在經過子女的階段性調適之后，他們將重新適應學校和社會的壓力，從學習生活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意義。[23]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在空間退出的背后隱藏著更為深層的規范退出，這部分學生并不接受高度分化的學業競爭和以強凌弱的同輩交往氛圍。在長期曠課的影響下，這些青少年幾乎都選擇了從學校這一次級社會組織中退出，回到作為初級社會組織的家庭。因此，青年蟄居的起始階段常常以早期學習生涯時期出現的拒學行為作為標志。
組織退出的風險不僅發生在生命歷程早期的學習階段，還可能出現在成年以后的工作階段。由于難以勝任工作或出現某種心理疲態，青年可能產生逃離工作單位的行動傾向。在脫離這一組織之后，類似的心理反應將會得到緩和，卻也引發了青年對于社會隔離狀態的主觀依賴及由此形成的行為習慣。
對于蟄居青年而言，實現與組織的分離意味著逐漸喪失了個體所具有的群體屬性，所從屬的群體規范和共同體生活也不再對其產生吸引力。由此，蟄居青年與社會的聯結紐帶便只有和個體社會成員之間私人化的、即時化的社會交往。因此，關系退出成為蟄居狀態進一步深化的重要表征。
隨著從學校、單位和社區等公共領域退出，家庭關系便構成了青年日?；拥闹饕獔鏊?。但從父代角度來看，子女整日封閉在家里意味著家庭教育的失敗，這將使家庭長輩背負極大的恥辱感和社區壓力。因此，蟄居青年的父代非但不會幫助子女積極回到主流社會，反而會與子女“合謀”選擇共同隱居，缺乏與其他家庭和公共組織建立聯系的意愿。據調查，蟄居青年平均與社會隔離4年左右，父代才會試圖尋求當地社區或社會組織的援助。[24]受到自上而下的代際壓力影響，蟄居青年與父代的關系日益緊張起來，家庭生活不再和諧，家庭關系也無法發揮彌合個體與社會斷裂的功能。Hattori發現，由于無法忍受來自父母的壓力和冷暴力，將近30%的蟄居青年曾經對父母采取過人身攻擊行為。[25]因此，蟄居青年將自己徹底封閉在居住的房間，盡量避免與（包括父母在內的）任何人接觸，僅通過手機、電視或網絡等方式來了解外部社會變化。
從發展進程來看，完全社會退出是蟄居狀態的一種極端形式，大多數蟄居青年只是部分地呈現出這一特征。在這一階段，青年已經基本習慣了長時間的封閉生活，價值取向也隨之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早期，青年之所以選擇退出公共生活和組織活動，主要是受到恐懼或絕望情緒的影響，從而產生反向的抗拒心理。隨著蟄居生活的持續發生，那些原本激烈的、高強度的情感能量得以釋放和疏導，對社會漠不關心的冷漠感將會占據主導地位。
所謂社會冷漠，指的是個體對任何社會事務都保持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和行為。[26]由于長期脫離社會，蟄居青年便經常表現出這種毫無感情變化的冷漠態度，與任何事情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感，這不僅體現在與他人相關的事務上，同時體現在與個人相關的事務上。Nabeta指出，蟄居青年幾乎無法對自己的身份進行準確描述，他們很難對某種事物或價值觀念產生認同感，在被問及自身的感受、情緒及興趣時，常常以“不知道”或“沒有感覺”作為答案。[27]因此，長期處于社會冷漠中的蟄居青年容易陷入“虛無主義”的自我懷疑中，“我的人生如何才能有意義”，這也為精神病理學提出的“現代抑郁癥”學說提供了經驗佐證。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日本青年蟄居受到個體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展現了個體主義倫理在突破傳統文化結構時所要面對的重重束縛，但最終卻可能產生完全背離個體主義的結果。在退出社會生活以后，蟄居青年并沒有確立一套理想的、可供應用的生活范式，反而是在對社會隔離狀態的過度追求中消泯了以己為中心的自我意識。
通過對蟄居歷程的分析，不難發現日本青年蟄居狀態經歷了從組織退出到關系退出、再到完全社會退出的多次轉變。上述一系列轉變之所以能夠發生，不僅僅是受到某一特定的價值觀念的影響，更受到一整套對個體社會化過程起著支配作用的日本社會文化結構的影響。這一文化結構包含著涉及不同層級和不同領域的文化觀念，主要包括以母子關系為核心的家庭文化、追求集團主義的組織文化、強調等級制的階層文化及籠罩性的恥感文化。
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社會形成了丈夫工作養家、妻子做家庭主婦的性別分工，橫向的夫妻關系逐漸取代縱向的父子關系，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家庭的戰后體制”。[28]在1920年以前，大多數日本家庭想要生育4個以上的孩子；
但在其后的幾十年，生育3個或3個孩子成為主流的生育模式。在這一發展趨勢下，女性“主婦化”與孩子數量的減少成為影響日本家庭代際關系轉型的兩個重要因素。
由于從生產領域中分離出來，日本女性開始回歸家庭，通過管理家務和撫養孩子來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孩子在家庭紐帶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巨大的養家壓力下，父親在家庭生活中基本處于缺席的狀態，而母親則將全部的精力傾注在子女身上，并不斷將自己的子女與他人進行比較，教育子女在學業和工作競爭中勝出。這樣一來，母親與孩子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基于家庭照料與家庭再生產的共生關系，女性最重要的家庭責任在于培養一位能夠在主流社會中走向成功的后代。因此，母子關系對于青少年群體的行為選擇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代際互動中，母親角色呈現出寵愛和專制兩種具有張力的特點。一方面，盡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滿足下一代的需要，教導孩子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和道德規范，尤其是對孩子的錯誤行為進行寬容和保護；
另一方面，在家庭教育中對下一代施加壓力，要求青少年能夠按照父母的預期進入好高中、好大學、好工作及好婚姻等，從而實現中產階層的家庭再生產。這種具有雙重性的互動模式導致青少年長期依賴母親，難以形成相應的社交能力和抗壓能力，過于緊密的母子關系使得子代容易產生柔弱、自卑、社交恐懼癥等性格特點。[29]而在社會壓力持續增加的宏觀背景下，子代也越來越無法平衡與母親的關系，實現母親所設立的種種人生目標，家庭生活變得沉重，甚至導致子代訴諸暴力或拒絕溝通的方式予以消極應對。
隨著學歷競爭日益激化，日本青年越來越無法適應組織化的校園壓力，被迫采取拒學行為，而這種壓力本身根植于集團主義的組織文化傳統。作為貫穿日本社會發展的典型文化，集團主義已然成為限制青年自由發展的根源所在。在家庭生活時期，母親就開始教育子女學會融入某一集團，在集團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義。進入學校以后，集團主義管理模式也被教師和家長視為訓練學生形成凝聚力和集體意識的卓有成效的方式。
首先，日本教育體系注重劃一化的精英培養模式，將共同體的目標、價值和規范作為評價每個學生的標準和依據，任何違背集團主義的行為和觀念都將受到懲罰。為了適應日本企業的需要，學生不得不適應各種各樣的考試競爭，由考試成績確定的資格證書成為進入企業的門檻，加劇了同輩競爭。囿于評價標準的單一化和絕對化，具有學業困難或追求獨立個性的學生容易遭到主流群體的排斥，被劃到“邊緣群體”之中，導致許多學生即便想要參加集體生活，卻又害怕在學校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最終退縮回到家里。[30]
其次，來自同輩群體的校園欺凌行為構成了青年拒學的另一種壓力來源。受到集團主義文化的影響，日本學生一般會加入某一特定的團體，團體內部具有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念，團體成員之間保持一致行動，而沒有加入團體的學生則會受到孤立和排斥，成為被欺凌的對象。[31]因此，校園欺凌通常不是由個人偶然實施的，而是有組織的集體欺凌，包括下達指令的“決策者”、執行欺凌的“施凌者”、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及受害的被欺凌者，從而形成了以欺凌為目標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欺凌文化中，受害者不僅不會得到同情和幫助，反而會被視為無法融入集體，使其陷入道德上的自我否定，導致出現抑郁癥、拒學甚至自殺傾向。
等級制是日本社會得以組織起來的基本原則，人們在各自的等級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封建社會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每個等級之間都有著明確的邊界和鴻溝，形成了一套依等級階梯而變化的制度規定和義務體系。[32]盡管日本社會經歷了多次改革，但并沒有破壞等級制的運行方式，而是在新的秩序下進一步鞏固了等級制的特征。通過等級制，日本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維持著安全穩定的發展局面，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在各個領域中都有著詳細的規定。
隨著泡沫經濟的瓦解，日本等級制度所具有的靈活性面臨著極大的挑戰，社會中產階層借以維護階層穩定或實現階層晉升的傳統渠道日益窄化。首先，學歷水平決定著日本青年能否進入高收入職業之中。隨著教育領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學業競爭變得越發激烈，高收入階層的子女具有明顯的教育優勢，更容易考入國內外頂尖大學。這也意味著，絕大多數日本青年更可能陷入階層繼替或向下流動的現實困境之中。其次，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終身雇傭制度發生了變化，企業不再采取“中央集權主義”的工資決定方式和年功序列工資，而變成了與個人業績直接相關的個別工資決定方式和成果主義工資，導致日本社會等級差異進一步擴大。最后，隨著全國失業率的持續增加，非正式雇傭勞動者的數量和規模有了極大增長，工資性收入和福利待遇顯著下降，依靠男性養活全家的家庭分工模式無法維系。
對于日本青年而言，社會流動的困境不僅僅體現為向上流動的階層壁壘日益固化，還體現為因社會競爭失敗而向下流動的可能。在濃厚的階層焦慮下，長期依靠父母的青年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和抗壓能力，更可能采取蟄居行為，以此逃避來自社會的外部壓力。
面對種種壓力，日本青年之所以采取自我封閉的蟄居方式而非對外探求的抗爭方式，與以恥為基調的文化傳統有關。在《菊與刀》中，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區分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罪感文化”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恥感文化”，后者構成了日本社會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恥感文化中，極其重視來自他人的評價、看法和反應，個體需要考慮自身行為對別人產生的印象，并針對這一印象及時進行調整和管理，這種外在的羞恥感對于個體行為選擇產生了某種強制性。[33]
在恥感文化的指導下，個體必須保持自身始終處于主流社會結構之中，避免個體意識與社會道德之間出現沖突和分歧。因此，在退出社會生活的初期階段，蟄居青年傾向于將責任歸結為自身而非外部社會，從而維持在價值觀念上的內在統一性。對于父母而言，總是試圖隱瞞這一事實，寄希望于子女能夠調整好自己的狀態，重新回到學習和工作之中，以免帶來家庭的“恥辱感”。面對無法實現的個體自由，蟄居青年只能通過自我意志的訓練和駕馭，消除個人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渴望和追求，以此克制自身對傳統文化結構的不滿情緒，進入一種與社會隔離而又無欲無求的蟄居狀態之中。
對于東亞國家而言，普遍面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內在過程，而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確立的結構性位置和價值觀念往往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通過對日本青年蟄居實踐的分析，不難發現蟄居青年經歷了從組織退出到關系退出、再到完全社會退出的蟄居歷程。這一現象與日本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復合文化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青年蟄居現象不僅僅發生在日本，同樣發生在韓國、西班牙及中國香港等地。[34]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青年蟄居問題也將成為學術界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
建立相對平等的家庭關系，能夠促進代際互動關系的轉型，改變兩代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不對稱地位。在傳統中國家庭中，父母具有不可動搖的道德權威地位，即便在子女成年以后，仍然保留著對各種家庭事務大包大攬的行為習慣。在孝道倫理的要求下，即便父母提出無理的要求，子女也不得不遵從執行，這容易導致代際關系陷入緊張對立的境地之中。在新的時代，可以探索民主和睦的家庭互動模式，推動代際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交流，實現家庭資源在不同代際間的合理分配，降低單方面的代際依賴，努力促成家庭平等地位的形成。
學校是青年實現社會化過程的必經階段，也是許多次級社會關系匯聚交融的重要場所，良好的學校氛圍能夠幫助青年順利成長，避免校園欺凌現象的發生。應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在日常教育管理中宣傳友善、互助、團結、合作等公共精神，促進社會正能量在學校這一教育場域中的傳播，使青年能夠在團體生活中建立起健康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在過去40年，市場化改革推動了我國社會領域的發展與建設，但不可避免地導致拜金主義、經濟至上等評價標準對社會道德倫理的沖擊。在城鎮化進程中，一些青年面臨著個人和家庭的雙重壓力，為了逃避外部社會所帶來的壓力，有時也會采取一些極端的、偏離主流社會結構的越軌行為。因此，我國應改變單一化的、精英化的社會文化導向，倡導一種能夠包容弱勢群體和協調不同階層利益的價值追求與評價標準，使每個社會階層都能在道德生活中尋找到人生意義的歸宿。
在政策層面上要逐步完善與青年發展相適應的社會支持體系，留置出相當的社會流動空間。一是要穩定就業政策，優化青年就業結構，使青年在非正式就業中保持合理的規模和比例；
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建立起多層次的專業技能培訓，為底層青年提供參與培訓的機會和場所，構建有助于實現階層晉升的職業發展規劃；
三是激勵青年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擺脫自我封閉的行為傾向，形成積極的社會心態，在公共領域的討論和實踐中實現個體人格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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