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形養生的文化要義與當代價值

李 雪，李文鴻，王 敬

（1.山東體育學院 研究生教育學院，濟南 250102；
2.嘉應學院 體育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

動形養生在社會變遷中傳承，為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成為“世代相傳的行為方式和對社會行為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1].不同于西方將身體視為客觀之物的身心二分的觀點，動形養生“通過導引行氣等鍛煉方式來暢達經絡、疏通氣血和調理臟腑”[2]，是在陰陽、天地、身心、形神等對立統一中對生命的獨特理解與實踐.例如，從西方舶來的“運動健身”理念將靜止的久坐視為不良習慣之時，動形養生主張“動靜之練”，在看似不健康生活方式處謀取健康的偉大抱負，既有“動練其形、靜練其神”的精細化也有“調姿、調息、調心”的立體化的偉大創造.當前，對動形養生的探討主要集中于中醫學和體育學兩個學科，范式主要包括重思辨的歷史文化研究和重實驗的科學實證研究兩類.實驗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證明功法的習練效果，本質上是在西方醫學指導下對東方文化科學性的驗證，一方面對變量難以控制，另一方面幾乎無法觸及習練效果的心理層面，傳統養生身心一元的整體性被人為割裂.歷史文化研究梳理動形養生的歷史源流，概括其文化特征，但本質的、深層的闡釋不足，尤其是在跨越“傳統-當代”的文化穿透性和中西健康文化比較方面缺乏深入探討.因此，重新認識動形養生之“道”，發現其不同于西方運動健身的獨特魅力，既是文化自覺的需要，也是豐富世界健康文化的需要.

“一種文明的生存之道就是一種文明的生長方式和維持存在的方法論”，[3]從萬物一氣到陰陽調諧，中國哲學的宇宙論以“生成論”從本源上決定了動形養生區別于西方健身話語“構成論”的哲學基礎.“考其陰陽者，察其動靜也.”（盧辯注：《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中國哲學是在身體力行的過程中追求理想境界實踐的“功夫”[4]，在與身體、心靈、天地萬物和諧對話中，動靜結合的養生形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體現.

1.1 陰陽調諧的文化理念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莊子·知北游》）此“氣化天道系統”被詮釋為“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氣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六微旨大論》）.氣既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又是人體的生命動力，體現著人類生命的時間性特征.如果宇宙萬象都能返回到“萬物一氣”的混沌統一中，那么以超驗之義理解人類生命形式的終極起源，有助于我們理解人類活動具體的、實際的狀態.氣的動力學為我們構建了一個生命存在的具有連貫性和偶然性的時空紋理，以及生命不可化約的多樣性和必然的物質形式.由此，人在天地“德流氣薄”（《靈樞·本神》）中產生的生命，都能在不同的時間和角度看到紛繁的意義.從傳統的宇宙生成論出發，可以更加深刻理解“生”

之奧義.“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說文解字》）故甲骨文“生”字形作“”，劉巘《易義》中說：“自無出有曰生.”生命從無到有，開啟萬物之始，故《周易·系辭傳》贊嘆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養生”一詞中，“生”主要指生命，與生長、生活、生態緊密聯系.《周易》說“生生之謂易”，“生生”彰顯出讓一切存在都能夠繼續存在，讓一切生命都繁衍生息的自然之本意，“共在”成為萬物得以存在的最重要條件，隱含著中國古典生命智慧的現代色彩.“天地和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禮記》），《易傳》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二炁交感，化生萬物”（周敦頤：《太極圖說》），萬物的化生源于陰陽之間的相互作用.在人與天地萬物的匯通中，著眼于生命的養生以“萬物一氣”確立了抽象之“道”和陰陽和諧的辯證之義，進而，動形養生以動靜相宜、身心共養為方法和目的搭建起溝通養生文化理念與身體實踐的橋梁.

1.2 動靜相宜的身體實踐

中國文化的實踐理性精神是養生穿越階級、時空傳承至今的文化動力.李澤厚指出，儒家仁學思想以血緣、心理、人道、人格構建了一個以實踐（用）理性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機整體，并為其它諸家（孟、荀、莊、韓）所保存和承續，構成了一種具有實踐性格而不待外求的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結構.[5]這一文化—心理結構的實踐理性精神決定了與養生緊密相關的中國哲學范疇（陰陽、五行、氣、道、神、理、心），大都是功能性而非實體性的概念，重視的是事物的性質、功能、作用和關系，強調人世現實，偏重與實用結合.所以，動形養生鑲嵌于中國文化的總體背景中，其陰陽之道、動靜之法穿越歷史時空，至今仍為國人所實踐和遵循.

動形養生是一個動靜辯證統一的身體實踐系統.首先，靜是對精氣神的持守，指向心理之“和”.“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劉安：《淮南子·原道訓》）所以，“欲延生者，心神宜恬靜而無躁擾.”（《醫述·醫學溯源》）盡管儒釋道對養生之義各有所重，但均強調對精神的保養，所謂“害道無如徇愛嗔，養生猶要嗇精神.”（陸游：《次韻李季章參政哭其夫人》）靜之追求在動形養生實踐中表現為“導氣”，目的在于“導氣令和”，即旨在謀求心理的平和.王逸講“棲神藏情，治心術也”（《楚辭章句·卷五》），“導氣”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生命內在的精神層面的治理.其次，動是對形體氣血暢通的追求，指向身體之“柔”.“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但“善養生者，無不先養此形，以為神明之宅.”“心常凝不動，形要小勞之”（陸游：《秋懷》），動形以“小勞”為原則.所謂“小勞”，即華佗所謂“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陳壽：《三國志·魏書·華佗傳》）動形養生實踐的身體之動表現為“引體”，目的在于“引體令柔”，因為“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陳壽：《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此時，形體之動則關照“通則不痛”的生理醫學意義，成為對心神之靜的有益補充.最后，動形養生是動與靜的辯證統一.傳統動形養生功法（如五禽戲等）雖有動功、靜功之分，但內外皆有動靜，實為 “靜中求動”“動中求靜”的功夫.正如清代養生家曹廷棟所說，養生“心不可無所用，非必如槁木，為死灰，方為養生之道.靜時固戒動，動而不妄動，亦靜也.”（《老老恒言·卷二·燕居》）動形養生中的“氣”與“體”、“導”與“引”、“和”與“柔”分別對應健康身體的一體兩面、營衛之法和理想狀態，其實踐要求體現于調身、調心、調息的創造之中，即“調整身形，使之端正”“調伏妄念，正心誠意”“調整呼吸，使之深勻”.此“三調”最終落實于“血脈流通”的根本目的，從而達致“百病不生”之效.總之，動形養生關照動靜兩種煉養方式，且動靜均不使極，正如司馬遷所言：“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動形養生將中和之道貫穿始終，以達致形神共養的目的.

動形養生講求“中和之道”，形成了對西方以“動”為主的健康觀的補充，以對國家政治話語的響應承續“身國同一”的文化傳統，以個人身體的自我管理隱喻著“陰陽和諧”的社會秩序.

2.1 “中和之道”的健康理念講求

18 世紀以后，西方基于基礎醫學的發展，將身體鍛煉與健康緊密關聯.[6]西學東漸，“中國數千年來哲學的醫學，一變而為科學的醫學”，[7]追求身心和諧的動形養生傳統逐漸讓位于西方科學話語主導的身體運動，中國以固有傳統構建養生方法論或者養生知識生產的能力和動力被弱化，換言之，以動為主的西式健身之法使動靜結合的中國養生黯然失色.

作為以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和動靜和諧的辯證觀為指導的攝生實踐，動形養生文化早已成為人們須臾不可離身的生活方式.所謂“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從陰陽調諧的中國健康文化理念看，僅以“身體運動”保養生命失之一隅，由此凸顯了動形養生動靜結合、辯證中和的特殊意義.其一，中國古代的養生之道以“陰陽調諧”為精神底蘊，既是對“天行健”之剛毅堅卓的默契，也是對“地勢坤”之厚實和順的持守.以此觀之，“剛柔并濟”的生命態度從根本上決定了國人的身體運動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態的體能 .“靜則生慧，動則成昏”，動形養生更重視通過對極端化身體運動的克制體驗身心和諧的愉悅.其二，養生對“靜”的強調因關注內心體驗而更具普適性.在動不使極的身體運動之外，動形養生以“靜”維度的開發強調對“精氣神”的保養從而指向心理的平和，老少強弱皆可身體力行.如新編健身氣功功法在進入肢體動作前均有靜心凝神之環節，導引養生功更是有功前調息凝神的準備過程，并配合默念口訣“夜闌人靜萬慮拋，意守丹田封七竅.呼吸徐緩搭鵲橋，身輕如燕飄云霄.”如此，以導引為主要形態的傳統動形養生更重視身心的滲透、互補（陰陽）和自行調節，以保持整個機體、結構的動態平衡，反倒有可能更接近西方自古希臘以來追求至善人生和人的健全發展的“體育之真義”.其三，動形養生對陰陽、動靜等平衡關系的把控，使其在根本上規避了遭受“異化”的可能.動形養生重視心神虛靜的“內視”而非來自他者眼光的評判，“所以比較不容易從‘為己’的健體活動異化為‘為人’的商業行為，以至于引得大多數人放棄了積極參與運動的鍛煉時間，去觀賞甚至逼迫少數人在競爭中把身體拼壞.”[8]

2.2 “身國同一”的文化傳統承續

“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葛洪：《抱樸子內篇·地真》）健康問題本質上是社會問題，應該通過改進社會關系、構建和諧社會的方式來促進健康.[9]《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明確要求“加強非醫療健康干預，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為”，國民健康長壽成為新時代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動形養生的動靜相宜之道充分表現于個人與國家、社會的和諧關系之中.

在追求“全面小康”的新時代，古人所謂的“全身”凸顯著對“健康中國”行動的特殊意義.首先，養生之道因關乎萬物而成為創造美好生活、追尋生命意義的行動，將生活、健康、常識交織為一個有機統一體，為“健康中國”行動構建了實踐的框架和基礎.其次，“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健康中國”行動在個人、家庭、社會和政府聯動中展開，養生以身體鍛煉之“動”和心態調適之“靜”的有機結合調和生活之甘苦，使人們在個人身心平和中獲得家庭和諧.養生所建立的以豐富生命形態、提升生命質量為鵠的的健康空間和和諧人際關系厚植著 健康中國的社會根基，直接呼應了政府對國民身心健康的期待.最后，在國家醫療資源相對短缺（看病難）的現狀下，積極主動的養生是應對醫療市場化帶來的“望醫卻步”問題的自我身體管理之法，也是對國家推動的“全民健身，全民保健”政策的主動貢獻.正如人們所常說：“養生可以少得病，減輕子女負擔，對家庭、社會都有好處.”當代大眾養生的“身國同一”意象，從美國人類學家馮珠娣（Judith Farquhar）對北京人養生活動參與觀察的描述中清晰可見.[10]換句話說，如果說動形養生“身國同一”之傳統在古代是傳統文化“大小宇宙和諧共鳴”之認識向現實世界的個人與國家關系延伸，那么，當代普通社會大眾養生的這種“身國同一”則轉變為個人對國家共建健康中國的責任意識和認同感.

2.3 “陰陽和諧”的社會秩序隱喻

人們將講求陰陽和諧的身體養護延展至家國社會，在進/退、順/逆等關系的平衡中展現著對和諧秩序的追求.陰陽和諧是動形養生的根本法則，身體的動靜相宜之養是陰陽和諧的具體展現.改革開放以來，在所有人目視一物“向錢看”的浮躁中，“清靜為天下正”的傳統思想重新喚起大眾的共鳴，人們以傳統養生“心神宜恬靜而無躁擾”的堅持使身心歸于平和，以“吾心養吾浩然之氣”的寵辱不驚塑造了個人生命的方法、體系、理念，維持著身心的和諧與平衡.從古代傳統和社會分層角度看，養生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文人雅士以養生之舉展示避世隱逸的生活狀態，以個體的“反社會化”實現對社會的另類融入，意在心理調適；
而下層民眾則以實用為原則，將養生作為物質和醫藥短缺時代的替代，意在謀求生存.[11]在當下繁榮和諧社會中，養生盡管仍有古代遺風，但人們更多的是以“靜”之智慧勾畫出與“躁”之世界兩不相干的健康生活輪廓，以身心健康的幸福和愉悅呈現出新時代的健康形象.動形養生的動靜之“術”融于陰陽之“理”，以文化傳統之力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將大小宇宙和諧共鳴的“天人合一”理想延伸至人際合和與社會秩序的安定.作為一門生活的藝術，養生之陰陽、動靜思想以生存技藝、經驗法則與日常慣習的形式流傳于市井，以樸素的強調中庸之道的常識觀念使大眾身體與豐富的傳統遺產連接起來.具有健康指導意義的“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既是中醫的經典理論，也在代代相傳中成為坊間人盡皆知的養生法則.在此指導下，“導引行氣”的動形養生行動既是“治未病”的健康管理，同時隱喻著積極向上、有條不紊的生活秩序.總之，動形養生具有顯著的自制倫理特征，這種“‘自我技術’視‘快感的肉體養生法及其節制是整個自我藝術的一部分’”[12]，在當代大眾樸素的“莫生氣”“找樂”的心理調適（“靜”）以及規律的身體鍛煉（“動”）之中獲得了自我管理的意義，維系了和諧的社會關系.

近代以來，中國固有的養生之道逐漸被西方話語所遮蔽，但健康作為一種觀念，理應在對本土性的強調中呈現文化的多樣性.動形養生不僅是近代以來被西方健康話語統攝的“動以養形”之法，也是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靜以修身”的精神調適；
不僅是吸收外來西方醫學理念的衛生之法，也是源于歷史深處的攝生之術；
不僅是謀求個人健康幸福的身體實踐，也是助力“健康中國”的社會力量和文化媒介.由此，動形養生在“身國同一”中彰顯出約翰·費斯克所強調的“文化的政治意義”[13].萬物一氣的身體想象與動靜不使極的攝生實踐，以及由此派生的健康理念和“導氣令和，引體令柔”的養生方法（太極、健身氣功等）具有強大的時空穿透力，至今仍是中國健康文化難以被攻破的堡壘和中國人因循的身心護養之“道”.因此，在“生命在于運動”的動健康理念之外，應重新發現動形養生動靜相宜的本土智慧，服務于人類保持身體長久身心健康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