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角下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優化

吳昌林，張澤政

(華東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共同富裕與平均主義有著根本性區別，它不僅包含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也強調地域間的均衡發展。共同富裕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階段性特征，但在實現路徑的總方向上是一貫的和明確的?？梢罁暯娇倳泴Α肮蚕戆l展理念”的界定來解釋“全體人民共同富?！钡木唧w內涵[1]。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共享發展理念”時明確指出：“共享發展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盵2]共同富裕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歷史淵源。當前，在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和領導下，國家治理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具備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即便如此，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也不可能憑空發生，它必須依托于具體而務實的實踐行動。從實現路徑看，共同富裕需要主動融入新型城鎮化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在協調區域發展的過程中同步推進共同富裕[3]；
從共同富裕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要求看，共同富裕要求實現大多數人的富裕，它囊括了城市居民和鄉鎮居民；
從富裕的具體表現看，它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雙重富足。城鄉融合發展在具體要求上清晰表達了對城市、鄉鎮這兩大主體協調均衡發展的期待，也對城鄉發展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硬件基礎設施，城鄉融合發展對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暗含了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同時在實踐中對共同富裕也做了戰略性分解，并結合新的社會治理環境需要進行了多維度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未來的城鄉關系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目標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4]。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社會治理的環境格局更加復雜，事關城鄉融合發展的各類因素雜糅交織。從生產關系維度看，社會主義中國將超越資本邏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訴求，具備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由理論追求向實踐轉化的制度基礎與制度優勢[5]。

過去脫貧攻堅的一系列成功舉措表明：共同富裕有助于破解城鄉發展的問題。無論是推進城鄉一體化、還是鄉村振興戰略，相關問題最后均指向了共同富裕的理論框架范疇。作為黨引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共同富裕對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價值?？梢哉f，共同富裕為研究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理論工具。從某種程度而言，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新時代發展背景下，城鄉融合發展是社會治理的新方向，也是大勢所趨。共同富裕作為宏觀的戰略方針，不僅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指導了城鄉融合發展，也在精神上契合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立足于共同富裕視角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既有豐富的實踐內涵和價值，也為研究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理論工具。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的角度，共同富裕與城鄉融合發展都具有較強的內在聯系。但現階段兩者的融合發展還存在一定的現實差距，需要在社會治理的實踐環節彌補和優化。

之所以立足于共同富裕視角探討城鄉融合發展，是因為兩者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具有較強的適用性，對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起到了正向的引領作用?；诠餐辉？偰繕私y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既是探討國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視角，也是一個立足于城鄉融合發展實踐的時代命題。

(一)現實需要：破解城鄉融合發展不充分的困境

步入新時代，我國在經濟建設、民生服務、社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仍然且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城鄉融合發展的客觀環境而言，伴隨著鄉村振興等戰略目標不斷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城鄉在治理功能上也實現了初步的融合。但由于社會環境差異、城鄉發展差距的存在，兩者面臨著融合不充分的現實困境。

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同富裕與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理論的內在要求[6]?，F階段城鄉融合受地理環境、歷史條件、人口外流等因素影響，兩者呈現出融合不完全、不充分的特征。當前城鄉二元經濟特征十分明顯，城鄉之間的顯著差距嚴重影響城市群高質量發展[7]。城鄉間的發展差距如能在短期內得以彌合，對統籌推進城鄉融合、高效開展社會治理工作的影響不大。但種種實踐表明，兩者的差距由來已久，彌合雙方歷史形成的發展差距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為此，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破解城鄉融合發展不充分這一現實困境。逐步減小城鄉發展差距，是實施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長期任務，同時更是重中之重[8]。

城鄉發展的現實差距形成了兩者在治理模式上的差異。對廣大城市而言，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也相對較強。但是由于城市人口的構成相對復雜，個體與個體呈現出弱聯系的特征，它無法像鄉鎮一樣實行“鄉賢治理”等極具地域性特征的治理模式。因而，如果忽視地緣因素，簡單粗暴地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勢必導致治理實踐環節的不兼容，進而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實際效能。在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構想下談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在認清現實的基礎上以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為指引，逐步破解城鄉融合存在的主客觀障礙。這不僅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從實踐層面上為城鄉融合發展工作指明了開展方向。

(二)發展需要：協調城鄉融合發展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新時代社會治理語境中，城市與鄉鎮納于同一治理體系框架下，其概念及界限的沖突趨于緩和，兩者的內在關聯更為緊密。社會治理效能的高效發揮，也離不開城市、鄉鎮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地域治理主體。兩者均衡發展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可實現程度。在此背景下，城市與鄉鎮不可分割的特征更為明顯，兩者對利益的分配也提出了更為細致的要求。然而現實中受利益分配慣性的影響，鄉鎮在利益分配中仍然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從現階段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來看，與共同富裕提出的要求也還存在明顯的差距。

從城鄉融合發展的需要看，兩者可以相對平等地獲取發展資源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往的社會治理實踐一方面推進了鄉鎮外在容貌的深刻變化，帶來了相對宜居的社會環境。但另一方面由于城鄉無法平等地參與利益分享，客觀上也限制了鄉鎮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發展的內生動力。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模式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失地農民利益而實現的，有可能導致城鄉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失衡[9]。以往的利益分配模式客觀上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物質條件。雖然共同富裕不是要求城市和鄉鎮同時同步富裕，但是它更加強調發展的相對公平，對城鄉間利益分配的均衡性要求更高。從現實來看，城鄉間的利益分配模式尚在不斷完善和調整的階段，對調動鄉鎮居民積極性方面的刺激力稍顯不足。

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因素，除了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益分配，還包括先天的發展基礎。這種歷史性的差異，導致了社會資本在流通中形成了較為明顯的“虹吸效應”。與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地區收入分配差距、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相對應，金融利益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分享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問題，農村、西部地區與非壟斷行業享有的金融利益卻非常少，這必然會激發起利益受損者強烈的利益表達愿望[10]。在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利益受損或利益訴求不被滿足，各參與主體為了維系自身利益而人為設置門檻，導致區域間的協作積極性和效能被禁錮。這給城鄉融合發展及社會治理功能的正常發揮帶來了明顯的障礙。

(三)協同需要：破解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問題

當前，我國正朝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奮進。共同富裕作為檢驗社會主義現代化程度的重要試金石，對現代化成果的實現程度給出了直觀的評判。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離不開城鄉融合發展，離不開多元主體的協同發力。然而當前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這些因素直接限制了城鄉融合向縱深發展。

城鄉治理主體的協同離不開治理資源的合理流通，這是兩者高效協同的重要基礎。從現階段城鄉資源的流通環節看，受戶籍制度的影響，城鄉融合發展面臨著結構性挑戰。它不僅限制了資源要素在城鄉間的合理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隱性的地域壁壘，使不同區域的居民在獲取社會資源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戶籍制度對資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強依附性以及內嵌于其中的制度壁壘、社會排斥及區域分割限制了城鄉人口遷移及農民所獲得的國家福利[11]。這些客觀存在的現實障礙使外來人口存在自我認同感不足、參與社會治理積極性不高等問題，進而給城鄉融合發展實踐帶來了明顯的阻力。社會治理資源流通不暢使得多主體在協同治理實踐中帶來了一定的溝通和協調成本，也難以真正將橫向、縱向協同的治理精髓充分發揮出來。

城鄉治理主體的高效協同也離不開思維理念的相對統一。不合理的基礎教育資源分配給城鄉的人才培養、人才使用帶來了較大的差距。人才結構形成的治理理念隔閡是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又一機制性問題。城鄉基礎教育資源分配折射了整個中國社會城鄉利益的失衡格局,其負面效應的破解亟待整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12]。瓦解城鄉二元結構，需要從治理系統層面去推動，從意識上達成共識，破解片面和狹隘的地域保護主義，建立起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格局。城鄉間教育資源的懸殊，造成了生源地人才培養上的差距，也給人才回流帶來了顯著影響。人才數量上的失衡將導致城鄉人才選用配比上的失衡。同時，受城鄉治理主體人才結構、治理理念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形成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組織內耗，進而呈現出城鄉割裂和協同難的治理困境。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立足于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做大“蛋糕”從物質層面保障城鄉融合工作的開展；
需要立足于治理環境的發展需要，務必從民生這一關鍵領域入手破解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二元結構；
需要立足于協同治理訴求，充分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所需的各項資源要素合理流通和有機結合，激發城鄉融合的內生動力。

(一)夯實基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統籌城鄉融合發展

共同富裕在不同階段的任務和重點各有差異，在不同區域的實施要點也不盡相同?？梢悦鞔_的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實現經濟層面的相對均等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在實踐中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完善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夯實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13]。為此，統籌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城鄉社會治理主體把握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以夯實經濟基礎作為重要的立足點，結合本土實際情況精準施策。

首先，各治理主體應遵循共同富裕這一總目標。共同富裕要求全體社會成員都能擁有滿足其美好生活品質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14]。要結合城鄉融合的實際情況，補齊發展相對滯后地區的經濟短板和弱項，理順進一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脈絡。在城鄉融合實踐中各治理主體應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通過優化分配來公平體現個體的勞動價值。必須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時把“蛋糕”分好，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15]。同時，各治理主體應自覺將自身職責與共同富裕有機統一起來，主動回應國家戰略層面的布局，將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等事關經濟發展的戰略在城鄉間落地。加快推進市域治理現代化必須與國家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精準對接，并植入這一戰略實施之中[16]。各地區要在接受上級指導的同時主動創新，形成戰略合力，在經濟建設中凝聚多元主體的共識，為城鄉融合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其次，各治理主體應結合城鄉融合發展的具體階段，把握每個階段的具體矛盾，群策群力找到經濟新的增長點。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要求我們必須盡快解決城鄉融合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17]。面對城鄉融合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各治理主體應認清現實并深入實地調研。在調研中找準問題的根源所在，同時也挖掘各地經濟增長的潛能，通過培育優質產業等具體行動切實打破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經濟瓶頸。因項目龐大、問題復雜等原因無法短期內解決的問題，可成立攻堅項目組，錨定最終目標倒推階段性任務，制定緊湊科學的項目進度規劃表，通過責任主體領銜、相關主體配合的模式，扎實推動項目嚴格按照預期計劃穩步實施。通過推動發展相對滯后的區域發展經濟，不斷鞏固城鄉融合發展的物質基礎。

最后，社會治理主體應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樹立共同體意識。在新時代語境下，共同富裕強調的“共同”，表達的是一個相對概念，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建設框架下相對公平的理想狀態。打造利益共同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18]，要用共同利益將不同的治理主體聯結在一起，增強其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獲得感。在共同利益得以保全的基礎上，以分配制度為紐帶，妥善處理好個人的合法權益和收益。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必須解決的問題[19]。實現發展成果的普惠性是共同富裕在分配方式上的體現，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追求。要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不斷探索，構建起完善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體系。因此，在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實踐中要摒棄狹隘的地域保護主義，強化城鄉融合發展的責任意識，在經濟建設環節打破行政區劃的束縛，即統一共識，形成多主體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合力。落實到行動上，需要在城鄉融合發展實踐中緊跟共同富裕的具體要求，補足城鄉融合發展的意識短板，推進城鄉一體穩步向前，打破區域局限，提供無差別的管理服務，不斷彌合城鄉發展的歷史差距。

(二)務實變革：以人民為中心，推動城鄉民生領域體制改革

共同富裕視角下更加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是檢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試金石”[20]。在城鄉融合發展實踐中應貫徹新發展理念，密切關注事關人民福祉的民生領域，在城鄉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具體而言，需要圍繞教育、醫療、養老等事關群眾獲得感的領域務實變革，讓城鄉群眾切實感受到被平等對待的認同感。

首先，要推進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城鄉融合發展，教育是先行要素。教育在培養人才、促進城鄉間思維習慣、風俗習慣、教育理念方面的融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因為教育有這一獨一無二的功能，使得它在城鄉融合發展及推進共同富裕實踐中都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教育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關鍵領域和核心支撐[21]。當然，針對基礎教育及素質教育，現階段各地已經付諸實踐，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成績。但是，僅是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關注教育的投入量還遠遠不夠。相比于教育投入，更應該關注教育資源均衡化問題，這也是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的問題[22]。重視教育的均衡化，推動城鄉適齡兒童等學生享有相對平等的教育資源，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要通過落實師資合理調配、學生搖號入學等形式，推動教育公平取得扎實成效。

其次，要推進醫療保障在城鄉間的融合。完備的醫療服務，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因病返貧的重要保障。城鄉間的發展差距已經客觀存在，短期內也很難彌合。值得關注的是，鄉鎮地區基礎相對薄弱，其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相對不足，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因此更低。健全的醫療保障是防止城鄉因疾病繼續拉開貧富差距的有力舉措。這對捍衛人權，保障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醫療保障制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之一，必須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醫療保障全過程[23]。同時，在推進城鄉醫療保障體系融合的實踐中，也應不斷創新，利用新型技術手段，將醫療成果更加便捷地呈現在群眾眼前，使其平等地享有醫療保障服務。要優化醫療救助服務可及性，以數字化提升醫療救助精準性，為助力推進共同富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24]。

最后，要多渠道健全城鄉養老保障體制。養老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也是城鄉融合發展不可回避的一環。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城鄉間、區域間的養老資源，提升養老服務的質量，是需要大力解決的社會難題[25]。在社會治理實踐中，需要將養老保障納入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醫保局、民政局等相關部門應積極探索新的養老服務模式，協同推進養老事業平穩有序發展。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26]。醫養結合成本相對更低，對老年人而言，也能擁有較高的生活質量。建立城鄉一體的醫療保障體系，不僅有助于減少群眾治病過程中的奔波，也能夠有效抹平城鄉間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的差距。此外，還應在多主體參與和監管下，盤活養老資金，將養老資金的效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為老年人提供充裕的養老金，保障其晚年的生活質量。要發揮財政養老再分配功能，實現財政養老支出與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協調發展[27]。這也是通過再分配豐富養老金使用功能，有力推進養老體系建設的重要手段。

(三)協同推進：加快頂層設計布局，激發城鄉融合的內生動力

城鄉融合發展不是城市和鄉鎮的簡單雙向互動關系，它是建立在多元主體之上，在統一的理論體系框架下協同運作的過程。從共同富裕這一動態視角研究城鄉融合發展，也需要面向協同治理的現實訴求，加快頂層設計化解現階段城鄉融合的堵點、痛點問題，協調多元主體的角色站位，激發城鄉融合的內生動力。

首先，需要優化城鄉融合發展的協同環境。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兼顧到經濟、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城鄉融合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一樣，無法僅通過單一的某個主體就能實現。共同富裕的實現有賴于社會各主體、各部門的積極作為，自覺承擔各自的責任，共同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進程[28]。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營造多主體協同的治理環境。通過強化城鄉命運共同體意識，強化多主體協同治理的認同感和參與感。具體而言，要不斷加強城市和鄉鎮在治理經驗方面的交流和分享，通過干部輪崗、項目入駐等形式，不斷增強不同主體的綜合實踐能力，在實踐中減少城鄉治理實踐中的矛盾和沖突。同時，各主體協同中也應提煉階段性的實踐經驗，為城鄉融合進一步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偉大藍圖貢獻鮮活的實踐案例。具體而言，要在實踐中理順多元主體間的內在聯系，減少多主體協同可能遇到的各類協同短板。要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協同環境，明確各主體的目標職責，破解參與主體在信息獲取、資源調配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問題，構建起運行順暢、執行有力的城鄉融合氛圍。為更好發揮高位推動的治理效能，在城鄉融合發展中要進一步理順省、市、縣、鄉四級政府權責關系，完善權責明晰、上下貫通、層層推進的縱向治理架構，形成頂層設計與分層對接相結合的城鄉融合發展治理網絡[29]。在此基礎上不斷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治理網絡，在信息共享和資源自由流通的基礎上，打造治理方向明確、任務層次分明、推進方式科學的城鄉融合發展新模式，積極推動社會治理工作全域覆蓋、高效協同。這不僅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必要基礎，也是實現共同富裕這一長遠構想的重要路徑。

其次，要建立起城鄉融合發展的利益聯結機制，這是推動城鄉治理主體協同的重要激勵來源。城鄉融合既是城鄉之間人與人的融合，也是土地資源在地理空間上的融合。土地作為城鄉地理空間的重要載體，對群眾的利益分配產生了基礎性的影響。因此，優化土地分配的方式，對解決其他類型的利益沖突將有直接的推動作用。分配土地制度的改革又對戶籍制度的變革起到助力推動作用，兩者呈現出的互動的狀態最終共同成為控制人口流動的主要手段，也成為城鄉不同利益分配格局的最基本依據[30]。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中，要堅持共同富裕的總目標，以土地改革為契機，協調好不同主體的利益沖突。同時以階段性的任務和目標為導向，發揮城鄉社會治理的協同效能，以共同的利益將多元主體的創造力凝聚起來，共同致力于解決城鄉社會治理的突出矛盾。實踐中應以產業為紐帶，實現城鄉間的優勢互補。即通過城鄉特別是鄉鎮發展特色的產業，借助城鄉融合發展這張大網，實現產品的生產、銷售、產業升級等一系列復雜過程，最終實現自我造血，擺脫鄉鎮地區被輸血式扶持的被動局面。具體而言，要建立健全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帶鄉、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和家庭經營收入實現持續、穩定、較快增長創造健康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以利益驅動激活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內生動能[31]。在產業發展中使中小農戶依托不同的優勢產業參與到社會治理的經濟運轉體系，讓各主體在實現個人價值和經濟穩步增長的基礎上，主動加快經濟增長、文化進步、體制創新的步伐，實現最終的共同富裕。

最后，要建立全要素自由流通的治理格局。所謂的“全要素”，是指城鄉融合發展進程中所涉及的各項資源。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格局的建立，需要在治理資源上高效流通和合理調配，進而使各治理主體充分發揮專業優勢，解決城鄉融合發展中面臨的特殊問題。如今的城鄉融合發展，已經度過了簡單的大興土木階段，它在城鄉融合發展的質量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其中涉及產業、社會治理、人口轉移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側重點不同，各主體協同需要調配的資源也有所差異，對治理協同性和資源的響應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打破當前的二元分割制度，就無法促使城市與農村之間形成有機整體，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就很難實現[32]。因而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立足于協同治理的客觀需求，以調整城鄉土地關系為主線，實現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33]。同時也應促進人口在城鄉間的自由流通，使不同人群在符合用工條件的前提下享有同等待遇。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內容[34]。一定程度上而言，只有讓城鄉資源合理流通，并在各項環節中產生必要的社會價值，才能讓城鄉間的資源利用最大化，充分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使城鄉融合擁有強大的物質基礎支撐，進而激發多元主體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熱情，引導其在工作中主動作為。

后疫情時代下，歷經疫情洗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得以深化。各地社會治理的思維得以不同程度的更新，不同區域間的共同體意識也在潛移默化中形成，這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契機。雖然限制城鄉融合發展的因素不會憑空消失，甚至還可能長期存在。但是在共同富裕的戰略引領下，在多主體協同調研、群策群力、精準施策的努力下，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不利因素必然會被逐個攻破。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城鄉融合是一個大命題，它涉及到經濟、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如何讓這些細化的指標更可操作、落到實處，則需要跨學科合作或多專業各自在細分領域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