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報告集合七篇【精選推薦】

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社會調查報告集合七篇【精選推薦】,供大家參考。

一、思想上高度重視

在這幾年的工作中，使我充分認識到之前在高中階段所學的知識及工作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能滿足今后的工作需要，急需補充相關的理論和專業技能知識。參加電大學習后，我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認識到通過這次電大的學習，能夠學到許多理論知識，將對本人知識更新及提高素質有許多幫助，并且能夠學到今后工作所需的理論知識，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不斷增強工作辦事能力，為比較順利完成各項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了保證能夠安心學習，順利地完成各門課程，我就提前把要學習期間的事情安排好，確保能夠全身心的參加上課階段的學習。

二、認真學習，嚴守紀律

由于不同于全日制的授課方式，除了面授之外，可以說大部分時間要靠我們自學去完成。為了提高自己，我特別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正確處理好工作與學習的關系，把學習當作完善自身的需求，把學習當成促進工作的動力。在工作之余，我認真閱讀教學材料，仔細領會每門課程所講述的內容，做到課前預習了解，把不明白的內容帶到課堂，向教授請教，課后復習鞏固。電大老師是一些十分優秀的老師，他們有豐富的理論知識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的經驗吸引著我，增加了我學習的信心和決心。對老師的輔導我總能傾心的聆聽，認真的圈劃重點，按類別認真做好筆記，既兼顧基礎知識，又突出重點內容，回家后舍得花時間，根據復習提綱認真地讀書，認真地背誦記憶，做到在理解基礎上背記，在背記基礎上理解。在整個學習過程中，能夠合理使用科學的學習方法，充分利用時間，勤學苦練，虛心向同學和老師請教。能夠嚴守學校的各項紀律和規章制度，做到尊敬老師和同學。經過三年的電大學習，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年的電大學習生涯和實踐活動，是我不斷挑戰自我，充實自己的一段光輝歷程。

三、珍惜機會，受益匪淺

誠然，在校學習期間，有過成功的喜悅，也有留下探索的苦惱與挫折，在這里，老師的博學，講課的場景，使我終身難忘。同學之間的真誠，那份純潔真摯仿佛讓我一下子回到從前的學生時代。經過三年的學習，使我在短時間內更新了理論知識，自身素質有了很大提高，掌握了多門理論基礎知識，學會了基本操作技能等等。

電大學習的三年時光結束了，回首往事，我覺得我所學的還很有限，我必須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人的一生就在于取長補短，不斷創新，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成長進步。才能不斷豐富知識，才能更好地工作，為走完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矗。

近日，北京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公布了《北京高校畢業生就業薪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北京高校畢業生的平均起點工資為2262.31元，近三分之二畢業生的起點工資在2020元以下，近四分之一畢業生起點工資在1000元以下;最高起點工資為22500元，最低起點工資則只有150元，相差150倍。數字也許是枯燥的，但數字所反映的現實往往耐人尋味。

相信大多數人看到這樣的調查報告時，最渴望了解的事情就是，那個月薪150元的大學畢業生到底是誰，他從哪所高校畢業，學的什么專業，又是什么樣的單位聘用了他。一個大學生花父母的積蓄完成學業之后，卻拿著150元的月薪走上社會，這樣的就業現狀到底該怎樣形容呢?無論如何，恐怕擺脫不了一點悲哀和無奈吧。大學生就業難是個老話題，但是就業難對于大學生的心理世界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的社會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太在意。前不久，湖北某著名高校的BBS上發了一個帖子，標題叫做“我現在終于被逼得變態了”。

發帖人到底怎么“變態”呢?原來他聽說哪兒摔下了一架飛機，死了50多人，當時他竟然絲毫也沒有痛惜，第一感覺就是又多了50個職位。如果說網上的帖子難免有些夸張的成分，那么，前兩天發生在南京五臺山體育館的“圍困”事件就應該有說服力了。某人才市場在那里搞了一個招聘會，以20元門票的高門檻吸引了眾多大學生參加，但大學生進場后發現，這個面向大中專畢業生的所謂“特大型招聘會”，不僅招聘單位很少，而且提供的崗位大多是業務員、保安甚至搬運工。

這樣的招聘如何收場，也就不難想象。就業難對于大學生來說是無法逃避的焦慮，但對于某些人而言，卻是趁火打劫的大好時機。以招聘做幌子收取巨額門票只是最低級的手段，更廣泛而隱蔽的情形是，用人單位利用就業難的困局，拼命壓低起點工資，玩命抬高就業門檻。如此一來，用人單位的勞動力成本是降了下去、利潤也提高了，但國家和社會花了很大成本培養出來的人才，卻像劣幣一樣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這樣的局面不能得到改善，如果聽任大學生在校園和社會的過渡地帶彷徨不已，那不就是讀書無用論的最好注腳嗎?大學生就業難有著復雜的社會和經濟背景，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決心和智慧，也需要時間。無論是大學生還是他們的家長，總的來說都是體諒國家的難處、也有耐心等待這個解決的過程的。但需要鄭重提醒的是，在國家拿出完善的教育和就業機制之前，各地政府和高校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并非就無所事事了。

我們都知道，很多城市都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比如說，北京市2020版最低月工資標準是640元，那么，這個標準究竟是擺著看的，還是有著法律的約束力呢?那些以150元起點工資聘用大學生的單位，是不是應該受到輿論譴責和行政追究?更進一步，看到大學畢業生越來越不值錢，而且這個傾向難以由市場自行調整，那么，政府就應該制定一個最低起點工資，以扭轉用人市場的極度失衡。

糧食收購還有最低限價呢，大學畢業生的“市價”就更不應該一再貶值而無人過問?！伴L安米貴，居之不易”。央視經濟節目曾經算過一筆賬，大學畢業生在大城市過日子，每月沒有一千多元根本就無法保證溫飽。想一想起點工資在千元以下的那些大學畢業生，我們不僅心痛，而且感到歉疚。

不同行業薪酬調查報告

行業整體薪酬福利水平的數據展示，還包括行業基準崗位市場薪酬數據分析、行業不同年度間薪酬對比分析以及各類型企業薪酬狀況對比分析。

互聯網(站)：行業整體薪酬增長快

互聯網行業整體薪酬較去年增長較大，最高薪酬達80余萬元。高級經理級人才薪酬差異加大，上下相差超過兩倍。在互聯網企業中，領軍人物把握著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承擔著巨大的責任和心理壓力，因此，股東們愿意付給他們更高的報酬。

部門間薪酬差距加大，核心部門將獲得更高的薪酬。作為互聯網公司的核心部門，業務發展部員工的薪酬比其他部門更多，而客戶服務部員工的薪酬水平則遠遠低于市場的中間值。

人員結構年輕，多數總監級職位人員平均年齡不超過35歲。這在其他行業幾乎是不可能的。

醫藥行業：薪酬結構設置不合理

國外，醫藥行業屬于高“薪”行業，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國內醫藥行業薪酬水平也應該處于高端水平或者正在往高端水平過渡。但業內調研發現，國內醫藥行業的薪酬水平在全行業中只處于中低端。醫藥企業對員工的總體給付比高科技行業低近30%。同時，在醫藥企業中薪酬結構趨于簡單，很多企業并沒有設置合理有效的薪酬項目，員工也只了解自己應該獲得報酬的總數。因此，該行業很難通過薪酬結構設置激勵員工。

另外，與高科技企業相比，醫藥企業更重視銷售部門。目前醫藥業需要關注的問題主要有：管理普遍存在較大弊端，醫藥企業的兩個重要核心能力核心技術及產品的銷售網絡往往控制在少數高級技術人員以及少數銷售管理人員手中，這對企業發展極為不利;由于大部分醫藥企業現有的績效考核體系還不健全，并且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醫藥行業內高級技術人員、高級管理者的勞動成果缺乏保障，缺乏持續經營動力，醫藥行業內出現了一些不規范的操作手段，使企業核心資產體外循環，從而出現了“窮廟富方丈”的畸形現象。

高科技行業：固定薪酬最高

企業內差距繼續拉大，中、高層員工工資的快速增長。這體現了高科技行業在對高層人才的吸引、保留和激勵上敢于投入很大的成本。而且，可以看出，高科技行業中隨崗位等級的上升其薪酬水平增量比較穩定，薪酬體系普遍比較合理。

高科技行業人均基本現金收入所占比列較高，基本現金收入平均為74%左右，員工的固定薪酬部分遠高于其他行業。這體現了該行業企業更加注重薪酬福利對員工的保留作用。究其原因有三，其一，高科技行業競爭激烈，人員流動性強，企業普遍注重對自身人才的保留。

其二，高科技企業其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企業的技術水平方面，企業為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就需要保證其技術體系的可延續性，保證其核心技術不外泄，這就使高科技企業在設計其薪酬體系過程中，注重激勵的同時，更加注重其薪酬的保留作用。其三，高科技企業為客戶提供的主要是技術服務和解決方案，其工程周期可能是幾周、幾個月，甚至跨年度，高科技企業需要保持其技術團隊的穩定性。

房地產：不同地域收入差距懸殊 此次還對我國五大城市的房地產行業的薪酬福利狀況進行了調查，不同地區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存在極大差異。以中等級職位即部門經理級為例，薪酬水平最高的深圳為22.17萬元(年)，而水平最低的重慶僅為6.6萬元，兩者相差3倍以上。最低級職位的收入差距更大，深圳地區整整是重慶的4倍。

當然，我們從中還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不同地區因崗位差別而形成的收入差距也有所不同，較低級職位員工的收入是以深圳為最高，而戰略管理層的薪酬則以北京為最。

假期來了，我還能像以前一樣來揮霍自己的時間嗎?一片葉子屬于一個季節，年輕的莘莘學子擁有絢麗的青春年華。誰說意氣風發，我們年少輕狂，經受不住暴雨的洗禮?誰說校園里的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走出校園，踏上社會，我們能否不辜負他人的期望，為自己書寫一份滿意的答卷……

大學是一個小社會，步入大學就等于步入半個社會。我們不再是象牙塔里不能受風吹雨打的花朵，通過社會實踐的磨練，我們深深地認識到社會實踐是一筆財富。社會是一所更能鍛煉人的綜合性大學，只有正確的引導我們深入社會，了解社會，服務于社會，投身到社會實踐中去，才能使我們發現自身的不足，為今后走出校門，踏進社會創造良好的條件;才能使我們學有所用，在實踐中成才，在服務中成長，并有效的為社會服務，體現大學生的自身價值。今后的工作中，是在過去社會實踐活動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拓展社會實踐活動范圍，挖掘實踐活動培養人才的潛力，堅持社會實踐與了解國情，服務社會相結合，為國家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出謀劃策。堅持社會實踐與專業特點相結合，為地方經濟的發展貢獻力量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

臨近放暑假的時侯，原計劃向其他一些同學一樣找一份工作，但最后決定回到家鄉，幫久別的爸爸媽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個假期我主要是幫爸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樣讓我更深刻的了解到我的家鄉，了解到農村建設和家鄉父老鄉親的辛苦，還有家鄉教育事業得發展情況，最后出于我所學的專業，我還了解到一些關于家鄉里人的健康狀況......

我的家鄉在甘肅省最南邊的一個小村莊，所屬的縣城叫文縣.我的家鄉在遙遠的大山里，四周青山環繞，綠水長流。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大地一片沉寂，遠處的稻田里傳來一陣陣青蛙和小蟲子的嗚鳴聲。這里空氣清新、氣候宜人、民風淳正、鄉風文明……這樣的環境養育了我們村里質樸勤勞的140多口人，我們村小,人少，地也少，但我們出產的東西可不少，我們縣城的蔬菜大多是我們村提供的，有時真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就拿我家來說，我家今年種了0.5畝地的番茄，0.3畝地的辣椒，還有0.3畝地的西瓜?？蓜e小看他們哦，采摘高峰時，番茄一次摘了1400斤，辣椒一次摘了600斤?，F在我主要介紹一下我在家幫忙采摘番茄的過程。暑假剛回家，我家的番茄就上市了，收獲番茄的過程，每隔兩天就要摘很繁瑣一回，否則就會太紅容易軟也容易壞。采摘時，挑紅的(稍微青一點的也可以)摘下來放在一個比較結實不會變形的容器里，比如放在桶里，而且要輕拿輕放，這樣就不容易把它弄壞。一邊摘一邊摘好的集中到一個地方。把所有的摘完后，就開始裝箱了，我們每家都有用來專門裝番茄的自制木箱，可以防止把番茄壓壞，但有一點就是比較笨重。裝箱的時候，把比較青的放在最底下，比較紅的放在上面，一排排，一層層地擺放上來?？蓜e小視裝箱這個工作哦，裝的好的話，長的欠佳的都可以把它放的很好看，很惹人愛。技術不好不會裝的話，好番茄也可以裝的亂七八糟。裝的好的話而且可以裝很多，但不壓壞。裝完后看著一箱箱成品的番茄，那種收獲的感覺只有當時才能體會，而其中的辛苦也只有爸媽知道，如果沒有之前的澆水施肥，也不會有如此收獲。兩個月的假期，我親身經歷我家番茄的從有到無，從有到無，一共收獲一萬多斤，我想如果不會由于各種因素導致減產的話，產量一定可以達到兩萬斤。這就是我們收獲番茄的全過程，在這里我學到了很多，叫我知道爸媽的辛苦，叫我懂得錢來之不易，感受也很多，有一次我們正在頂著大太陽辛苦的干活，同村的大叔送來了一個大西瓜，那時我才懂得雪中送炭君子少，錦上添花小人多。求人須取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蕰r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無。的真正含義。

皇糧國稅，古已有之。直到今天，交公糧一詞，仍是中國農民的口頭禪。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以犧牲農民收入、農村發展的代價進行了城市工業化建設，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在經濟增長的大蛋糕中，占人口總數絕大多數的農民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好處，反而在某些方面還遭受著嚴重的不公。比如在稅制方面，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的是雙軌制，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唯一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達百分之八點四。隨著城鄉貧富差距的拉大，全面取消農業稅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取消農業稅，還在于它破除了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人民群眾對這項民心工程感到非常高興。村民***告訴我，他家有4口人，耕種3畝地，年收入2萬元左右。他說：現在農民享受這么多優惠政策，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的親民、愛民。我們對黨和政府的農村政策由衷地擁護!這對我村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農村中的教育問題。教育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應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和投資。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據8.8億人，相應的農村教育更應加強。因為從三年前農村中就開始執行兩免一補政策,即對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段家庭貧困學生實施兩免一補(免費提供教科書，免收雜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這走又一項惠及廣大農民的好政策，而且落實的比較到位.老百姓都說這是一件好事啊。這是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利國利民的大事。老百姓確實感受到了黨的溫暖。但其中我也發現有幾個問題，就是師資力量以及教學設施的問題。第一，教師分布不合理。鄉鎮中小學教師調整權力在鄉鎮，造成鄉鎮之間教師分布不合理，兩極分化嚴重。村小、條件差的學校教師緊缺，在職教師千方百計要求調出;城鎮、鄉鎮政府所在地中小學又人滿為患。第二，教師隊伍青黃不接，農村小學教師工作生活的環境相對于城市小學來說非常差，條件也相當困難，老教師不斷退休，新教師不愿意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小學任教，造成農村小學教師緊缺。同時，農村小學教師負擔也比較重。一些生源少、教師缺的農村小學中，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基本上是包班任教，無論語文、數學還是其他科目，都由一位教師擔任，甚至還有一位教師擔任幾個年級課程的現象。教師應付正常教學尚且力不從心，更談不上推行素質教育。加之不少農村小學教師處在半耕半教狀態，農耕必然占去相當一部分時間，完成正常教學任務也無法保證。還有，教育教學設施落后，很多農村小學教育教學設施缺乏、落后，造成正常的教學活動無法開展，音樂課是教師唱一句，學生跟著唱一句，體育課要么是學生自己玩，要么是體育教師拿來一個籃球，幾十個學生打上40分鐘……不少課程都因教學設施的缺乏而無法保證教學任務的完成，更別提教育現代化、信息化了。舉一個例子，我姐姐她今年剛上班，所在的一個村小6個年級，只有4名教師，而還有一位老師經常不來上課，學校就只有三位老師，就一個人帶了三、四兩個年級，而且所有的科目都是她一人擔任。我想，如此下去，就算老師再盡力，學生再努力，農村教育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最后，出于我所學的專業，我還了解到一些關于家鄉里人的健康狀況。我發現目前農村里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逐日上升，高血壓的病人沒有注意控制血壓升降，在這個假期我知道最后發展為腦出血死亡的病人就有兩三個。近年來，國家雖然有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障，給農民報銷醫療費，使他們生病不怕去醫院，但是他們的知識依然很缺乏，比如生了病那些東西該吃，那些東西不該吃，他們不是很清楚。我覺得應該多向他們普及一些健康常識。

雖然在這假期我沒有在我的專業知識，專業能力上有所提升.但是我感覺我懂得了太多的書本上沒有的東西，這次的'社會實踐我的收獲很大，我常常被有思想、有遠見、有決策的農民所感動，更被他們的勤勞、樸實的品質所折服。感受也很多。我也感受到了農民的樸素和勤勞?？傊?，通過這次社會實踐，我對中國的農村建設有了一個更全面的認識。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的時間雖短，但它留給我們的啟迪卻是深刻而長遠的。我通過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活動，認識了社會，明確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激發了自己的學習熱情，真正達到了受教育，長才干，作貢獻的目的。假期實踐增強了我的辦事能力交往能力，叫我懂得錢來之不易，叫我懂得人要打拼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

一、調研背景:

社會在變，人也在變。古時候人們以讀書為作為人生的追求，常常談天說地，把酒吟詩。而現在各種各樣的事物充斥著社會，人們的想法也多了，所追求的東西也多樣化了，卻往往忽視了大學上課的重要性.目前，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表現多樣，頻率增多，這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知識底蘊的積累和能力的發展,而且影響其個性社會化的發展.完全沒有達到高等教育的目的.我國學者對中小學生的課堂問題行為較為關注，而對大學生的課堂問題行為研究較少。

二、調查概述

1、調查目的

（1）了解大學生的課堂情況。

（2）了解大學生對課堂的認識。

（3）了解大學生課堂現狀, 在調查大學生課堂現狀的基礎上，對其成因系統分析，并提出了解決的方案.為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培養出更多的高素質人才

2、調查對象

此次調查在我校的部分學生進行，調查對象主要針對本校的大一學生。因為大一學生在中學階段大部分學生充滿對大學自由生活的向往。他們要面對高考，也是正是因為此，就把中心放在高考上了，幾乎整天就面對的課本，根本無暇去玩手機，睡覺之類。而進入大學就有充盈的時間去放松，甚至于在課堂。

3、資料收集及處理方法

此次調查采用問卷的方式進行，進行調查者是隨機選擇。問卷共有18個問題組成，被調查者匿名填寫問卷，然后回收問卷，再進行統計數據，分析數據。本次調查共發了100份問卷，回收了84份問卷，有效問卷84份。

現象：（1）大學生的課堂問題行為普遍存在。其中，玩弄手機問題最為突出(47%)，睡覺位居第二位(31%)，上課說話居于第三位(23%)，以后依次是看課外書、逃課行為、聽MP3、遲到、早退及吃零食。具體見下圖:

（2）從課程性質來看，選修課的課堂問題行為最為嚴重，逃課率達到了26%，來上課的同學中約74%的人沒有認真聽課；
其次是公共基礎課，上課說話占總人數的33%，約70%的人不同程度地違反課堂紀律；
最后是專業課，課堂問題行為比率也近50%。

一、前 記

一、調查區域

1.調查區域的地理、人文狀況。

南沙原為極其偏僻荒涼的落后地區，解放前是土匪窩，解放后是勞改場，文革時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當地居民大多自稱為" 家佬"、"水流柴"意為生活無依，飄泊不定，即便捕魚兼耕作，也只能勉強維持糊口。

２、調查點的選擇

我們在從事本專題調查時，選擇了板頭管理區與東瓜宇管理區作為調查點，此兩個村相距約一公里，為相鄰村。

a.板頭管理區(村)

多數人姓黎，間雜有陳、何、葉、朱諸姓。人均耕地面積為109畝。

我們選擇板頭村作為調查點的理由是其具有較深遠的農耕傳統,傳統人文色彩較濃重，宗法系統較完備，且目前的經濟較發達，所

以可視為剖析都市化過程中農村社會變遷的較理想對象。

(注):我們問村民:"為什么沒人拆掉舊居民？"村人說："按習慣，兒子一結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給他一筆錢，他自己籌一筆錢，另外蓋新房居住。"所以，今天仍然住在舊宅中的人大多為村里老人及外來民工。

b.東瓜宇管理區(村)

東瓜宇村位于板頭村的東北，由東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４個自然村組成，原先農業生產水平較落后。據說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許外省農民遷至東瓜宇安家落戶(注），所以東瓜宇村是個典型的多姓雜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譚、朱、馮、黃、陳、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戶,人均耕地面積為1.5畝。

由于東瓜宇村農業生產較落后，且位于南沙經濟開發區的交通發達地帶，故它是南沙第一個實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農業轉向加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對農村向都市化的徹底轉變作過許多探索，從而也激發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義的。

一、前 記

一、調查區域

1.調查區域的地理、人文狀況。

本專題的調查區域為廣東番禺市東南部的南沙半島。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幾何中心，居珠江出?？谝?，東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門41海里，西北距廣州54公里。南沙的陸地面積為54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為27894畝，為臨海丘陵地帶。

南沙在唐宋以前乃是珠江口內的一群島嶼，后因沙泥淤積，遂在島嶼四周沖積成小沙洲，至明清，始連成片開墾為田。宋末元初（1278-1280）年間，始有先民到南沙開發繁衍，并將此地稱為“沙埠”.元明時，亦稱“沙埔”.因南沙原為船艇錨泊的海灣，故又名“南灣”.至清代，因今南沙境內最高峰黃山魯之南擁有大片沙洲，故始習稱“南沙”并沿用此名至今。

南沙在清代，屬東莞縣蓮溪局轄下；
民國時期，屬東莞縣第九區；
1952年7月，從東莞縣脫出，屬珠?？h第四區萬頃沙鄉；
1957年 5月，從珠?？h脫出，歸屬中山縣萬項沙鄉；
1959年7月，從中山縣脫出，歸屬番禺縣萬頃沙人民公社；
1961年3月，從萬頃沙人民公社脫出，獨稱南沙人民公社；
1983年12月20日，改南沙人民公社為南沙區；
1987年1月1日，改南沙區為南沙鎮；
1990年6月，經廣州市人民政府批準，在南沙鎮東北部建立番禺南沙經濟開發區；
1992年6月，南沙鎮與經濟區合并為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如今，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轄1個居民委員會、15個村民委員會，含36個自然村、 7001戶、24515人。

南沙原為極其偏僻荒涼的落后地區，解放前是土匪窩，解放后是勞改場，文革時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當地居民大多自稱為“ 家佬”、“水流柴”意為生活無依，飄泊不定，即便捕魚兼耕作，也只能勉強維持糊口。

2、調查點的選擇

我們在從事本專題調查時，選擇了板頭管理區與東瓜宇管理區作為調查點，此兩個村相距約一公里，為相鄰村。

A.板頭管理區（村）

“板頭”原稱“攀頭”,意為攀山越嶺到盡頭，寓創業艱辛之意。因“攀”字筆劃繁多，故簡略為“板”字。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原籍陜西京北郡黎族祖先黎藩莊，其先人于宋代南遷廣東，經南雄珠璣至東莞，再由東莞塘頭遷至南沙塘坑。其后50多年，又于成化年（1465年），黎族的大部分人再由塘坑遷至板頭建村。

板頭村位于南沙中部偏西，三面環山，北為較平坦的耕地，居民向來重視農耕。板頭村的民居依山而建，頗具山村特色，舊居民的布局成行成排，顯然經精心規劃，至今依然保持原貌。（注）富庶人家的樓房為兩層，雖已斑駁，但仍可想見當年雕梁畫棟之盛姿。板頭村由上村、下村、社樹三部分組成，現有人口1234人，353戶，絕大多數人姓黎，間雜有陳、何、葉、朱諸姓。人均耕地面積為109畝。

我們選擇板頭村作為調查點的理由是其具有較深遠的農耕傳統，傳統人文色彩較濃重，宗法系統較完備，且目前的經濟較發達，所以可視為剖析都市化過程中農村社會變遷的較理想對象。

（注）：我們問村民：“為什么沒人拆掉舊居民？”村人說：“按習慣，兒子一結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給他一筆錢，他自己籌一筆錢，另外蓋新房居住?！彼?，今天仍然住在舊宅中的人大多為村里老人及外來民工。

B.東瓜宇管理區（村）

東瓜宇村原名東瓜嶼，此地原為古海嶼，在對岸居住的人，需擺渡才能至嶼上。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先后有人在此定居，并在嶼上種植冬瓜，故名東瓜嶼。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后人以其諧音取名為東瓜宇。合成、蝴蝶洲兩村建于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兩村位置為當年的渡口，年深日久，因灘涂淤積而連成片。

東瓜宇村位于板頭村的東北，由東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4個自然村組成，原先農業生產水平較落后。據說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許外省農民遷至東瓜宇安家落戶（注），所以東瓜宇村是個典型的多姓雜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譚、朱、馮、黃、陳、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戶，人均耕地面積為1.5畝。

由于東瓜宇村農業生產較落后，且位于南沙經濟開發區的交通發達地帶，故它是南沙第一個實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農業轉向加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對農村向都市化的徹底轉變作過許多探索，從而也激發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矛盾。這也是我們選取東瓜宇村作為本專題調查點的最主要的依據。

我們選取板頭村與東瓜宇村作為本專題的兩個調查點，目的是為了構造一個更系統、更具典型意義的調查對象。為了敘述及研究之便，我們把板頭村和東瓜宇村合稱為“南村”.

（注）當然必須有親戚在東瓜宇，經親戚介紹始成。

二、小 引

在通常意義上，現代化即是都市化。因人口集中、工業擴張、商業發展、教肓普及而建構的都市社會，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格局。但對于長期處于農業文明格局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都市化）既是成功的標志，也是難以仿效的范例。由于時空差異和資源限制等原因，后發現代化國家必須尋找特殊的發展方式。

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于農村，承包責任田在開始時也許不過是農民掙脫公社化的束縛、爭取基本生存條件的一種自發性嘗試，但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認可，聯產承包的經營方式啟動了整個中國的社會改革，中國的現代化、都市化運動于70年代末拉開帷幕，并終于在90年代崢嶸嶄露。

我們要考察的南村，便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一個景點。

首先需要說明三點：

第一，由于中國在人口、資源、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特殊性，都市化并不是中國現代化唯一的、主要的發展方式。80年代以來，大量小城鎮的崛起和鄉鎮工業的興起，使農民在都市之外找到了就業和致富的機會，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一合乎國情的發展方式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中萌動發生的，沒有造成傳統農業社會的急劇瓦解。加上一直控制著農村權力之源的政治體制的連續性，所以即使農民初步進入現代生活后，既有的社會結構、生活風格、人倫關系等也頑強保持下來，構成中國現代化的特有風景。

第二，南村的具體情況使其與中國其他農村地區不同，確實有一個都市化的過程。改革之初，因為河網縱橫，交通不便等原因，南村的地方經濟和鄉鎮企業遠沒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發展快，鄉鎮企業主要還是原有的采石場、運輸業等，個體經濟亦很荒蕪。80年代，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先生鑒于南村所屬的南沙鎮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又有較好的港口條件，擬投入巨額資金開發南沙，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海濱新城。1990年6月，南村附近的幾個村被劃為“番禺市經濟開發區”;1992年6月，廣東省又進一步宣布成立“廣州市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包括南村在內的南沙鎮全部納入 開發區，所屬54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國家征收作為工業用地，南村原則上已不存在農民，從此結束了300多年的農村史，改名為“南村管理區”,正式踏上都市化道路。

第三，南村從一個相對落后閉塞的區域一躍而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間的自然過渡階段被省略了，所以可能發生更為明顯的行為無序與觀念錯位，也可能會更倚重傳統資源以應對都市化進程。這種因外部剌激而走上都市化的方式在后發現代化國家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對它的觀察理解可以作為都市化全過程的記錄。本調查報告主要圍繞南村社會結構的演變而展開，時間上從70年代末開始，而內容上以年征地后為主。

三、村民對都市化的反應

雖然土地是農民的命脈所系，但做了幾百年土地的奴隸，村民們都厭惡種田，一是辛苦，二是收入低，大家都向往城市，想出去做工。土地征收后使這一愿望成為現實，想耕地也沒地耕了。但都市生活條件并未隨之而來，過去種田雖然收入少，一日三餐的糧食還是充足的，土地沒有了，吃的大米也得買，心理上就不適應。征地款發下后，每家都有10萬元左右，首先用來砌樓，花去一大半，余下的錢買輛摩托、操辦兒女婚事，所余無幾。而每斤大米1元以上，以每戶4口人算，每天吃米就要5元以上，光靠村里發放的每人第月200元的生活費是無法應付日常開支的。南村剛剛開發，一切還在初建階段，沒什么企業，就業機會很少。

本村有家工廠，按協議要按比例招收本村人，但工廠招工只限于18-25歲之間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女性，工資也只有200-400元左右。年輕人不想干，中年婦女想干又干不了；
青壯年男性沒有技術，出外打工反比不上外地勞工。比如珠江電廠挖泥，本地人開價10元/天，外地工8元/天也干了，所以除了少數有點技術的青壯年可以去東莞、順德、中山等地打工外，80%以上的人無事可做。只好以摩托載客，一天可得20-30元。南村4隊500多人，只有30個青年女性有正常職業；
大量待業者的存在不但致使難以維持生計，而且其中少數人還學染上會賭博等不良習慣。村頭街尾到處有打麻將的人，此成為潛在的社會危機。

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發得也多，加上干部有經濟頭腦，土地開發和企業經營好，人均收入萬元以上，成人每月發600元生活費，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戶還有70平方米米住宅樓，村民生活水平高；
這對南村刺激很大，兩相對照，南村人對未來很悲觀。都感到他們向往的都市化并沒有使他們迅速過上幸福生活。

中國農民在幾千年的專制倫理的馴化下，習慣于逆來順受，以忍耐著稱。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一般并不會導致劇烈的社會沖突，況且對南村人來說，都市化的前景已經可望可即。問題在于，與失去土地后沒有穩定職業生活難以保障相應，村里的干部卻乘機大發橫財，村民們本來就不穩定的情緒受到進一步激化，釀成一系列社會沖突，成為伴隨南村都市化進程的有著嚴重消極影響的事件。

近3年來，南沙開發區范圍內多次發生群眾抗議事件，主要是針對管理區的干部，特別是支書。92年6月28日，工程隊到南村已征收的土地上推土開工，50多個村民聞訊趕來阻攔、有的靜坐、有的躺下，對峙嚴重。南村干部無法勸阻，報到管委會，以為事態嚴重，有人在幕后操縱，調來一個中隊的警察；
管委會書記到現場了解原來并沒有人在背后組織、操縱，只是村民覺得征地的補償太少，每畝12000元，發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們有個比較，87年珠江電廠征地時每畝給7000元，時間過去5年，錢還少了1000元，所以他們拒絕讓出土地，在這種情況下，管委會只好讓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發給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發給村民的管理區。

應當說，12000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對發展集體經濟是有好處的，是農村都市化之初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渠道。問題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干部，不相信他們會真的為集體為群眾辦事，所以還是分到手里踏實，至少不會被干部亂花。這就形成一種兩難格局：一方面干部確實在用居民的征地款來奢侈享受，到處旅游，買進口車，出入酒樓，中飽私囊。另一方面錢全分完后，集體沒有發展基金，發下去的錢也不能成為滾動發展的資本。那么，失卻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后日子怎么過？現在南村成年人每月發200元，16歲以下100元，96年就沒有錢發了，到時連生活費也成了問題。由此，南村人產生了對都市化的悲觀態度，此都市化過程中必需妨礙了廣泛的社會動員。

這抗議行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發生，有時村民阻塞公路，有時集體上訪。經我們反復了解，得知這些行動并沒有什么人首尾一貫地精心策劃，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議論，聽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利益受損最大的人嗓門最 高，召喚一聲，激憤的人群就跟著行動。比如去年南村有3個隊長和幾個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個人覺得本村的山頭被鄰近村的石場開采了8年，為什么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干部得了好處。幾個人都響應，吵吵嚷嚷很多人來圍觀，6個變成50、60人。第二天以這些人為骨干，100多村民圍住石場。管委會做工作，問明原委，要求石場做好開采后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這個問題才了結。群眾又提出本村干部的經濟問題、作風，各種事情都扯了進來，調解好幾次才平息下來。據鎮農辦劉主任講，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工作沒做好，經濟賬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對群眾，群眾越不清楚就越懷疑，越懷疑就越有氣，一遇機會就爆發。引發事端的一般是三類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輕人；
二是過去做過干部的人，他們有一定社會見解，對現任干部的情況比較了解；
三是因計劃生育等原因而與現任干部有私憤的。因為這些行為主要是針對管理區干部，所以只有管委會出面做化解工作，并作出讓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極端做法，群眾的情緒才緩和下來。

有些抗議行動也有具體的組織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礦場用12.5噸火藥引爆，造成南村50多間房屋破裂。石場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書、村長反映，經有關方面測驗后，確認受損事實，但幾十天后都沒有賠償跡象。黎錦潮等房屋受損最嚴重的人就組織50余戶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動經費，先到開發區，再到番禺市，最后又租汽車到政府投訴，但直到我們調查時，都沒有任何單位有答復。黎錦潮認為，原因之一是石場承包人與干部有關系，而受害者中沒有一戶是干部。在此活動中，黎錦潮是主要的組織者，此人讀過8年書，做過大隊會計，后被排擠走了，對南村社會的分析比較精辟。另據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灣的一次集體上訪，也由一個人組織的，他出錢租車，載人到番禺市，參加者有飯吃，每天還有10元錢?？梢灶A期，隨著居民自我組織能力的提高，有組織的民意表達行為會越來越多。

四、行政權力與經濟控制權的整合

農民的擔憂和抗議確有出了對土地喪失后如何生活這一根本問題的考慮，但其直接矛頭，是針對村干部的。土地征收了，村民變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權力機構只是換了一個名字，由村支部書記和村長改為管理區支部書記和管理區主任，其功能和權限依然和過去一樣，而且由于都市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又使其增加了經濟控制權。

1、經濟權力的增長

改革以后，村民獨立經營，村黨支部和村長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協調外，對村民的日常生活較少干預。由于村里除石場外基本上沒有其他企業，村干部經濟支配權也不大。征地以后，一是土地征收款40%以上由管理區留下發展集體企業，二是征收土地時留下10%土地由管理區開發，管理區因此擁有一大筆資金和不動產，支書和村長（主要是支書）有管理權和使用權。在經濟主導時代，經濟支配權實際上是最重要的權力，行政權力由于和經濟的聯合而再度強化。

按開發區管委會的要求，發給群眾的征地款不能超過60%,由于南村原支部書記未做好群眾工作，又用這筆錢來為自已謀私，激起群眾抗議，后來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發給群眾。不過開發仍然使南村經濟有了較大增長。從92年到94年底建成廠房3萬3千平方米出租，東海明珠和圣地亞哥2個酒樓和3個制衣廠，加上原來的2個石場，總產值1800萬，純利潤500多萬，這些錢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書決定。這樣，有限的資金沒有嚴格的管理程序、合理的預算和有效的民主監督，很難使南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2、干部的腐敗

反腐倡廉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能完全否認管理區干部在振興集體經濟方面的努力，不過在當前，居民對干部一般是不滿意的。首先是腐敗，大筆款項的使用其實是支書一人說了算，很容易瞞天過海，化公為私。南村原來的支部書記花了二百多萬建樓炒，村民反映強烈，管委會派人一查，原來貪污了征地款100多萬。這樣的事件雖只一例，但現任領導經濟上的不廉潔，村民幾乎是眾口一辭，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開發區開始股份制試點，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把集體資產折資入股，年終時按集體企業總利潤的49%折股分給農民，這是為了合理地分配集體經濟收入；
另一種是集資辦企業，如兩間廠集資300萬，每年15厘利息。南村采取后一種方式。群眾反映這種方式問題較多。其一，利息并非集資款所賺，廠房才剛剛開始建，并不能立即贏利分紅，所以，用來分紅的錢其實是村里的征地款；
其二，集資并不是全村集資，而是有錢人集資，比如支書一戶就投資10萬元，這些錢是否到帳，也無法證實；
其三，這些錢集起來以后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區決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這種股份制嘗試，實際上為少數人侵占大多數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開發區成立后，建筑業首先發展。包工頭多為外地人，主要來自福建、開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經營了好幾年。為了在南村站住腳，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關系，除了在社會公益事業上表示熱心外，特別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認為建了房子沒人租，沒人買，等于把錢擱在那兒，為何還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個：建房子對干部有好處，他們可以吃回扣。比如一個廠房工價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頭可以把價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給支書，支書就在合同上簽字，整個過程沒有公證人，也沒有居民敢去查問。包工頭中沒有本地人固然與南村沒有建筑業傳統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況，容易披露內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隊也接不到工程。據估計，南村的支書一年有200-300萬元收入，甚至多達400萬以上。有村民說現在的支書只差飛機大炮沒有了，大廈都幾幢了。

南村在公路邊搞房產開發，建好后有一批臨街鋪位要出租，管理區還給3萬元作為每個鋪位的啟動資金，這個條件非常優越，村民都想爭取，管理區既不開會討論，也不廣泛征求村民意見，主辦此事的支委把它們租給了自已的親戚，村民提出意見，他根本不當一回事，“我想給誰就給誰?！鳖愃七@樣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沒有工作做，而集體企業中某些空位，被主辦者首先安排給干部親友。

土地征收，農村轉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為集體資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腐敗，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間的關系反而日見緊張，權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行政權力系統的意識形態性淡化，轉而成為一種資本。支書實際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權，也就最有錢。

五、民間禮俗活動的經濟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產生活資源均由集體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運動，南村的民間禮俗活動幾乎完全絕跡。改革以后，農村生活趨于正常，社會生活的整合原則不僅僅是政治權力，而且在征地后農民的閑暇時間大大增多，一些民間禮俗活動得以部分恢復。其在文化性質上與都市化相反，但在推進權力分化，建構市民社會方面又與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動的公開化

南村村民均是數百年前從中原等地遷徙而來，風俗習慣、歲時佳節與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習慣，其中清明最為重要。49年以前婦女地位低，沒有資格去拜山，現在則女兒、媳婦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時多達50-60人，按男丁人數出錢購買甘蔗、肉包子、飲料、燒豬、餅等祭品。由年長者帶領，先在祖墳前放上一張報紙，燒香點蠟燭和鞭炮，然后按年齡大小、先男后女的順序磕頭?？念^時每個人可以許愿；
祭后祭品當場由眾人分食，燒豬則帶回去再分。關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輩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飯。除清明外，其余節日都由主婦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宮是南村唯一的群眾性宗教活動場所，也是南沙鎮唯一的天后宮。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東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幾個廟宇，也到南村來呼吁砌建天后宮。他和南村的朱嬸一起到各隊捐款，多的給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
梁彩收了錢，修房子、塑神像。當時南村的支書不讓建，派出所也反對。梁彩說修天后宮，不為別的，至少也讓老人在樹下歇歇，地方領導就讓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嬸負責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衛生、夜晚鎖門等等。村里出錢買了一個鐵皮箱，放在天后宮內，每月初一、十五來燒香磕拜的人會捐些錢到箱中，每年約1000元左右，錢柜鑰匙由一個生產隊長保管，他和朱嬸一道開箱取錢；
錢取出后放在隊長那里，朱嬸不時來取錢買香油。發票由一個支委簽名后到隊長那里報銷，管理方法比較嚴格。天后宮是一個小廟，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給錢，本村有錢人也沒有自動捐錢的。據朱嬸講，來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婦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從事運輸業的人，車子經常壞，就到宮里來祈求保護，早晚拜了幾次，車子居然也就不壞了。本村玩具廠的香港人，也不時帶了燒豬來拜?？偟目?，祭禮活動在南村社會生活中沒有突出意義，更多是一種形式。

改革后的農村，傳統宗教、迷信活動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態，所以在這方面不明顯，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區，生活資源比較缺乏，農民遷到這里后就告別了原來的禮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計，沒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禮俗傳統；
二是宗族勢力單薄，南村6個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幾十戶，但沒有特別親密的關系，俗稱“水流柴”,“大雜燴”,沒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來規約同姓村民；
同姓中的年長輩高者也并不擁有社會權威，決定村民情感態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現實關系。

2、村俗活動的新型態

經營方式的個體化加強了社會活動的個體化，自發的群體性民間活動基本上沒有了。因為行政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并未形成，一些節日的集體性活動，主要是由村里以經濟為杠桿組織操縱的，其中比較大的是兩類。

一是端午節的龍舟賽。龍舟賽在南沙較有傳統，改革前的龍舟賽通常用一種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這種竟賽由大隊組織，每個生產隊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隊出錢發獎金。不比賽時，小艇被用來運泥運肥料。分田到戶后，這種龍舟賽作為集體活動自動取消，生產隊的小艇也沒有護養，干脆就賣給各戶做交通工具；
直到85年，廣州市舉行國際龍舟賽，番禺縣要派隊參加，趁機就在縣內搞一次龍舟比賽，各鎮參加，由此層層過渡，帶動龍舟賽的復興。

通常由縣、鎮有關部門（如體委）發出通知，村里著手組織，每隊選幾個體格健壯的中年男性。賽前1個月開始訓練，每艇50人，比賽在附近河涌里進行，全程2020-3000米。村里除競賽費用外，還給參加者一定報酬，開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來是30元。龍舟平時沒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灘里，否則容易腐爛；
要用時再挖出來，上油曬干。由于龍舟在南村沒有特殊的儀式意義，基本上是一種文體活動，其組織完全由行政部門掌握，下通知、選人員、定時定點比賽，現在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活動。

二是春節娛樂。民間自發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獅。南村有幾個人精于此道，春節前就自發地湊到一起，稍作演練就可以走村串戶。舞獅雖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春節期間大家高興，各家各戶都會給一些，作為對民間娛樂的支持，村里也補助一些，生產隊給一個紅包（100元左右），這樣舞獅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節期間主要娛樂是村里組織的各種比賽，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項目，有興趣有特長的人自動報名，在本村的場地或學校的操場上訓練。春節期間以生產隊或村為單位進行比賽，基本費用由村里出，優勝者有獎金，多時達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國慶、元旦等南沙鎮里會組織一些文藝晚會，唱歌跳舞等。參加者多是鎮府機關工作人員及工廠青年，實際上是官方組織的現代娛樂，與傳統的民間禮俗沒有關系，與村里也沒有太大關系。征地后，除少數復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別了土地。因共同經營土地而產生的各種民間聯系趨于消解，不少青壯年到外地打工，原來因群居而來的約束也自動消失，殘留的一些儀式也日益經濟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來的民間禮俗。

比如春節等節日村里照例會組織一些文體活動，但都是管理區出錢張羅，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會自行組織。94年南沙管理委員會舉辦首屆運動會，項目有龍舟賽、球類、拔河等。首先考慮的就是經費問題，運動員的訓練費用由管理區出，各個項目都有企業贊助，獲獎者由管委會發獎金。在運動會中獲得龍舟賽冠軍的南村干部說，龍舟賽費人費時費錢，請1個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級要求搞，不然管委會不會再組織。

民間禮俗本是一個社區共同體的慶典性、公共性活動，現在南沙的社區共同體差不多已經解體，居民之間正在擺脫過去的血緣、鄰里、生產協作關系的束縛，逐步轉向社會化的都市居民。民間禮俗活動失去了社會基礎，只能是一級行政組織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參加者也要求一定報酬，“我是在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況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組織的文體活動外，基本上不會再有什么民間禮俗活動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設想。民間禮俗活動的經濟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過了都市化的不適應而進入一個穩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會建構一套民間文化系統，除文體競爭賽外，劃龍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有體育活動的競技性、文娛活動的娛樂性，而萬人爭相圍觀的熱鬧場面又具有一定的儀式性，加上南水網縱橫，完全可以成為嶺南龍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會關系

作為社會發展的普遍趨勢，都市化決不僅僅是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騰飛，它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社會變革，數千年形成的鄉村禮治秩序和49年后逐步強化的行政權力系統都面臨著或退出舞臺或自我轉換的選擇，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會結構的改變提上日程。但由于傳統秩序的頑強性和政治體制的連續性，由于中國都市化起始于解決生存溫飽這些現代化早期的問題，從而社會組織、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現代改革并未具體落實，以至于一方面是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會生活遠沒有達到恒常有序，各種錯位和紊亂比比皆是。

一些民間禮俗活動的恢復只是意味著出現了政治組織之外的民間文化活動，而不標志著一個民間社會的完全確立。事實上，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民俗禮儀在南沙社會生活中都是邊緣性活動，村民們并不普遍認為有參與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個黎氏宗祠，大約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議重修。黎氏族人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身份已無需祖先來護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過去是從東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個在香港發了財，回到東莞修祠堂，他在族譜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后裔，就邀他們去拜山。村干部和部分群眾去了一次，回來后群眾們說去一次很累，此后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干部每年還去，推測其本意也不過是為了和經濟更為發達的東莞搞好關系罷了。

與此同時，作為一切民間關系基礎的親屬關系實際趨向形式化，兒子結婚后就和父母分開，此后來往不多。一般是有什么喜事或父母有病時回來看看，兄弟姐妹之間幾乎沒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經營，一旦有什么利益沖突，照樣視若路人。4隊有一對弟兄合伙買了一條船跑運輸，不到一年就散伙了。既沒有強有力的血緣親屬關系，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集團，改革后的南村并未能建構民間社會，自然也就沒有什么民間權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干部或他們委托的人才有發言權，才能調解民事糾紛。年長者、輩高者、有錢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權威性。比如一個人不是黨員或干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沒有支部的委托，去也是多余的，還會惹得一身麻煩；
就是見到打架，也只能勸阻，報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評說。

可見，在30多年的政權一體化之后，傳統農村的禮俗結構、土紳階層、長老權威等已被徹底摧毀。改革后政治控制相對放松，但與舊時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又不允許舊的權威重返舞臺，因此村民自我組織能力很差，全部活動還是以家庭、個體為單位，一涉及到集體性活動，只能靠行政權力系統及其派生機制來組織。

征地后村民對干部的意見一般比較大，收入懸殊太大，村干部收入超百萬，有的居民窮到醫院都去不了，為什么這些干部還能一任再任，穩坐交椅呢？從干部這一方面看，他們的任免并不取決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兩年一度的換屆選舉，先是黨員選支委，支委再選支書。支書為了自已連任，也做些拉選票之類的工作，如黨員優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書、村長去新、馬、泰，管理區其他干部去港澳，生產隊長去肇慶、佛山，等級分明。發展黨員時又任人唯親，任人唯從。比如有一個支委就有5、6個親屬是黨員，每次選舉時都能保持1/3以上的選票。而上級部門即開發區管委會也要依靠管

理區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們不夠廉潔，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會主動處理。南村的3個主要領導（支書、村長、治安委員）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沒有位置，上不來。

從村民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禮的民間權威和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甚至民意表達的渠道也不暢通。成立開發區以前，南村有個村民代表大會，每個生產隊5人，由村民選舉產生，原則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經村民代表大會認可。雖然這只是個形式，但至少有個說話的機會，征地后，村民代表大會無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為上級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動性太大，召集會議很困難，村干部本來也沒有認為它會有多大作用，無形中不了了之。一年開一、二次的黨員會，人也到不齊，來了也只是聽聽傳達而已，一個老黨員就向我們抱怨說黨員其實沒什么發言權，提了意見也沒用?，F在管理區有事，一是通過廣播，二是以生產隊為單位開家長會，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計劃生育、戒毒等，沒有讓群眾表達意見的機會。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們很關心，管理區也在辦公樓的墻上貼了幾張表，但會計做的表非?；\統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樓花了100萬，這100萬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來，也許只用了70萬，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來干脆就不看了。疑慮越積越多，不時就會以抗議行為表現出來。

七、民間糾紛的主要類型

1、爭占宅基地的糾紛

農村社會的土地本不值錢，一旦向城市邁進，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時按人口規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樓時各戶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會有意見。比如94年，南村一戶人家有一塊路邊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蓋了一間房子做生意，征地前這塊地屬于姐姐的，現在看到弟弟這樣做，當然很有意見，爭吵起來，父親護著兒子，越鬧越大，以至于弟弟打傷了姐姐的頭，女婿打壞了岳父的手。負責治安的黎主任調解了幾次，姐姐總覺得自已吃虧，要求賠償4000元，還把自己過去對家里的貢獻公布出來。一年多了，姐姐還不認爸爸，關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樂觀，說這種事情的解決總得經一、兩年，即當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時，會有親戚幫助緩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對本村人情事故甚為了解，處理糾紛有一套辦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糾紛，他們本來關系不錯，經常一道喝酒。兩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間隔一條路，外甥要砌圍墻，擋住了舅舅的窗戶，舅舅不答應，要他讓開幾十公分，外甥認為土地是他的，有權這么砌。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區支書等調解了幾個月不見效，他們來找黎岳均，黎不談糾紛，只請他們喝茶聊天，和他們談過去的事，談他們過去的親密無間，慢慢地再轉入現在，結果外甥讓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開，矛盾也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間隔要有一米，所以這起糾紛還未真正解決，黎主任說，砌房子違章不是我管，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這一點，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鄰里鄉親，總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難確定誰是誰非，按原則照規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糾紛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沖突緩解了，也并不就一勞永逸。他有句口頭禪叫矛盾總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個完滿的結局，而是考慮到現實具體情況，該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問題就不管，將之留給其它部門或當事人的親友去解決。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幾百個，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們來到南村有時和當地人易產生糾紛。比如他們不講衛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飯剩菜到處亂倒，隨處大小便；
本地人有意見，反映到黎主任處，由黎批評教育，這類事比較簡單，但也有些復雜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過一段時間，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向老板介紹，這種人被稱為“工頭”,一般從工人中抽取工資的10%作為介紹費；
工頭手下通常有10來個人。不過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頭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紀律等，廠里自已解決。但涉及到勞資矛盾、斗毆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廠工人罷工，起因是工人3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工廠的副廠長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發工資，將37萬元存在銀行等消息通報給工人，工人集體罷工抗議。老板是南村人，在廣州念過大學，他來找黎主任希望把這事壓下來，黎岳均了解情況后和番禺勞動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發工資。有時出了工傷事故，老板不愿賠償，也由黎出面處理。

我們多次和黎主任交談。感到他比較有社會經驗，反對打人；
他和這些工人關系確實不錯，自已在山上的果園就是請這些工人代耕的。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管理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村民生活的命脈，村民一般會服從治安主任的調解。事實上，黎主任調解有二條原則：一是體察人情，二是經濟手段，許多調解是以賠多少錢結束的。南村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比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區有經濟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還有另一種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個南沙是比較好的，不過，大規模的一發建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是南沙本地無法提供的，這樣隨著都市化的轉向，越來越多的專業人才從廣東各地乃至全國來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們在各級管理機構、工廠、企業任職，以自己的知識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們并沒有為南沙社會全面接受，外地人才總感到和本地人有距離，有時還會受到壓制。南村有兩個青年干部即是外省來的大學生，平時接觸比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開發之初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南沙要建成國際水平的海濱新城，不解決這個矛盾，不充分調動外來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動性，這個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對此，我們將專門搞一次調查研究。

八、結論

我們的調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會情況（詳見附錄），而以都市化過程為主。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我們的調查結論是：

1、農村的社會組織結構和權力控制系統是與經濟方式相適應的。經濟活動方式越簡單，經濟活動范圍越小，組織控制越嚴密；
反之，經濟活動方式越復雜、經濟活動范圍越廣，社會控制出現的疏漏越多。

從南村的歷史看，49年以前農民多是租田耕種，簡單小商品交換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時鄉-保-甲的權力系統的職能只是一般的收錢派丁，村里的社會組織生活基本由以族長為代表的宗法組織系統控制，農民各安其位，各盡其責；
很少人游離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隊生產隊權力系統壟斷了一切生活、生產資源，農民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余地，沒有人可以擺脫行政機構的領導，這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控制最為嚴密有效的時期，當然也扼殺了農村的生機和活力。

改革后，農民中出現新角色，個體經營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陸續出現；
特別是都市化使農民有了新的謀生方式，手工業、小工廠、小企業層出不窮，它們共同導致農村發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權力機構難以用現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為社會進步的表現，行政權力機構除社會管理及有關政策的實施外，較少干預農民日常生活，農民爭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
而作為農村組織不完備的表現，現在的行政權力機構實際上也無法嚴密周到地實施管理，不少問題只能靠臨時性規定，靠主其事者個人的能力，靠農民個體的自覺等等。顯然，隨著經濟活動方式的更大拓展和農民自由選擇權進一步擴大，在如何調整改革現有的行政權力系統以有效地實施管理而又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上，還得有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過程中民間宗法禮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變農村社會組織關系，它的流變及被大部分地廢棄，使其根本無助于民間權威的重新樹立，更談不上對現行行政權力的制衡。當代農村社會組織的主體仍然是經濟利益調節下的行政權力系統。

79年以后的農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經營方式的改變，由于社會控制的松動，政治活動和意識形態在農民生活中急速消退，傳統的宗法關系和禮俗活動得以回潮，并和經濟利益一起成為組織農村社會生活的準則；
由于家庭再度成為生產單位，家長的權威性和家庭之間互相聯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長，農村的社會結構亦與傳統類似；
由于自主經營后農民閑暇時間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風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動予以滿足。

但是，盡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禮俗的回潮和重現仍然只是農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權力系統對農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變原有的農村組織結構。首先，行政權力雖然弱化，甚至部分放棄對村民日常生活和個體經濟活動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農村唯一合法的權力機制并是集體經濟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調解方面仍然保持著最后判決權。經過30年的政治洗禮，農村原有的宗法關系，禮俗活動已被根本摧毀，不可能回到從前。第二，改革的社會心理動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滿足，在整個中國現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動機、經濟標準已無可置疑地成為社會生活的準繩；
以親情為基礎，以傳統為導向的宗法禮俗無法與經濟力量抗衡，只能作為它的配合和輔助。在高度一體化的行政權力控制松動之后，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的超越宗法關系的私人利益交換及時地取替了親情關照，從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權力被私有化的過程中喪失了獨特有效性。第三，現代文化觀念向農村的大舉滲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認同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挾帶著巨大經濟利益的都市文化在農村找到越來越多的接受者?，F在農村只有50歲以上的人，才對傳統民間禮俗文化有點了解，要想在當代農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雖然當代農村確實出現了傳統宗法關系和民俗活動，但從南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這類活動基本上是由行政權力機構組織，或配合政治宣傳，或為經濟鋪路，或作為農村文體活動，無論哪種類型，整個過程都是由經濟作為動力和杠桿的，它們都不是傳統意義的民俗活動。所謂民間社會、民間權威等也未見出現。

3、經濟關系和利益原則已重新梳理和編織當代農村社會網絡，民間社會和禮俗關系趨于消解，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日益簡單，農村的真實面貌與一般設想的大相徑庭。

農村權力系統的運作，已明顯經濟化。大到政策落實組織活動，小到民事調解，都是通過金錢手段來完成的；
農村的一些民俗活動，也不再具有喚起認同意識、凝聚群體情感的功能，從組織者到參與者，都以經濟效益為出發點；
農村的居民關系包括鄰里、親友、家庭關系，都或多或少地與金錢有關。另外，由于村民個體經濟能力的增強，在親屬范圍內尋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減弱，原先具有強大凝聚力的人倫親情已逐漸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釋現行農村活動，更成為社會組織的真正內核。

一切以金錢為原則，不但使農村之間的地域性差異消失，也使農村與都市在許多方面接近。在現在的農村，我們已不大可能發現特別的社會形態和組織關系。至于奇風異俗等等，看來也只是藝術家們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數殘存并趨消失的農村事務管理機構外，我們沒有感到它和廣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則性區別。

現代社會應當是結構豐富、個體自由的社會，這是由經濟增長作先導的，但當代農村的經濟發展卻導致農村結構的簡化和農民生活的平面化。這一現象的根源，應當是30年政治權力一體化對農村社會的改造。它首先摧毀了傳統的民間社會，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權力的運作為經濟腐化嚴重侵蝕，導致農村生活的管理也成為純粹的經濟行為，所以農村社會就變得簡而又簡了。展望未來，只有在農村經濟呈現有機發展并走向正常軌道，個體企業、私營經濟等逐漸形成利益集團和共同體后，才能再向現代經濟條件下的民間社會進步，再創豐富多彩的中國農村社會。

4、現代化、都市化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過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當代中國農村的都市化并非社會經濟有機增長后的自然要求。目前農村的

行政權力系統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負作用，需要不斷調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點是92年6月廣東省政府的一紙公文，荒僻貧窮的農村一夜之間就朝繁榮富庶的都市邁進。前景輝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區劃的改變，不只是一幢幢現代建筑，它更多是經濟方式和社會組織演進的必然結果。目前農村的經濟活動方式主要是個體和集體企業，多數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轉手貿易等等?，F代化的生產規模和金融體系還未普遍出現，還處在一般城鎮水平，而負有領導這一進程的權力機構，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時期的行政組織系統。保證轉型期社會秩序的穩定，完成初步的資本積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權力系統。不過，現行組織系統之所以承擔這些使命，只是因為它是目前農村唯一的、沒有受挑戰的權力控制者，而不是因為其已獲得現代洗禮，合理地擁有發展現代經濟、組織現代農村生活的能力和權力。事實上，政治一體化時代結束之后，據此而形成的權力系統并不符合推進社會轉換的需要。不少官員借發展經濟之名的腐敗，實際上其已使現行權力系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動搖。然而，由于農村的現代轉換本來就缺少充分的社會、經濟準備，目前也還沒有可以全面取代現行權力系統的組織和集團。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價后，農村能夠補上現代化的準備這一課，增強自組織、自管理能力，在漸進的更換中，重建農村權力控制系統。

5、霍英東基金會開發的南沙東部海濱新城是南沙開發區的希望所在，它將提供農村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本積累、技術培訓、心理準備和社會適應的機會。

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形成，最重要的條件是霍英東基金會在南沙東部注入巨額資金全面開發。按基金會構想，要在20年時間內把南沙東部建設成現代國際化的海濱新城。類似于南村這種并不在海濱新城內的地方也將從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徑。第一，基金會提供了南沙從無到有建設都市的基本資金，避免大部分農村存在的有心發展、無錢投入的問題，南村都市化將從根本上得到了保證。第二，基金會正陸續建成的諸多企業為周邊地區提供了廣泛的就業機會，改變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數待業的現狀。據此，居民亦可學習適應都市生活方式，積累部分資本作為以后發展中小個體企業的基礎。第三，基金會在南沙東部擁有極大的控制權，可以不受現行社會組織和權力系統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規范和普通標準組織社會生活，縮短由農村走向都市的進程，避免各種失序和混亂。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設對中國廣大農村的都市化發展來說，都具有指導意義。

九、后記

本專題的調查是在霍英東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博傳先生、中大哲學系袁偉時教授的具體指導下完成的。何博傳先生認為，南沙的開發與建設，在世界及中國其它地區的都市化發展史上，具有極其獨特的意義。因為南沙的開發是在巨大的資金及嚴密的規劃之下從荒僻農村直接轉向現代都市的，這樣便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及時、系統地記錄、觀察都市化現象的極好機會和對象。何博傳先生不僅為我們確定了調查區域，還對我們的調查提綱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見。

我們還要感謝為我們提供過大量極具研究價值的口述資料的南沙僑辦主任余志華、板頭管理區治保主任黎岳均、板頭村第一任農協主席黎通及協助我們在東瓜宇管理區開展調查的魯輝小姐。

此次調查的結果有力地修正了我們對中國農村的一系列印象（因為我們都出身于農村）和臆想，我們在震驚之余不免懷有遺憾，那就是豐富多樣、具有濃厚傳統人文色彩的農村生活已無從發現與體驗，現代社會所塑造的單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臨農村。

我們堅信中國問題的最終解決有賴于廣大農村的社會進步，這也是促使我們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注入極大熱情與興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農民"，這個特殊的稱謂，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與土地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49年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農民一改千百年來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徹底地作了主人。歷史的年輪駛入改革開放的今天，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取得驚人的發展速度和改革碩果的同時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地處黃河流域的山西省，農民生產人口嚴重過剩，而煤炭資源豐富，土地比較瘠薄，所以一度將煤炭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量的農民加入到煤炭工人的行列。大同礦務局，陽泉礦務局，汾西礦務局等國有產業的三巨頭，下設有龐大的分支機構，另外不少的不法小煤窯，收羅了附近大量的農民就業，從事煤炭的采挖和運輸，因此，煤炭是山西省解決農業過剩人口做出了巨大貢獻。

由于前期開采計劃性差，加之不法小煤窯的濫采濫挖，煤炭資源日益匱乏，同時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日益突現，原煤的銷售量便直線下降，對煤炭進行深加工的項目、企業還沒有建立，因此煤炭業的發展嚴重受挫，大量正式工人下崗，臨時工、合同工返家務農，農民的隊伍便這樣擴大了。然而土地的狀況沒有很大改觀，人口過剩的問題又重新嚴重起來。

在這樣一種背景和形勢下，今年暑假，我特地在我的家鄉--平遙的東部、南部地區，針對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展開了調查，發現了困擾農民的兩大因素。

其一便是天災，主要是干旱和冰雹。以"十年九旱"來形容我們晉中地區（山西省中部，包括平遙、祁縣、太谷、榆次等地）一點都不為過。6月下旬到8月中旬近2個月的時間內，平遙縣大部分地區滴雨未落。這期間正是高粱等農作物生長的關鍵時期。而灌溉用水的天價又讓農民卻步，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莊稼干枯變黃，甚至枯死。也有部分農民舍不得將前期的時間精力和成本付諸東流，只好忍痛花錢買水灌溉施肥。這樣做也只是確保秋天有一點點收獲，其實根本沒有盈利可圖。調查后我做了如下計算：一季莊稼，至少灌溉兩次才能成熟，費用為14元每小時，一般情況下每畝一次要灌溉4小時。這樣，每畝花去水費115元左右。另外，每畝需化肥約20公斤，每斤1.6元；
天旱蟲災時，農藥每畝花費約25元，每畝地總共合計花180元。如將所得產品拿出銷售，如大豆，畝產約150公斤，每公斤約2元左右，所得不過300元。去除耕地費、種子費、運輸費、農業稅等，進農民腰包的不超過30元。所以農民辛勤勞動下來，基本上算是無償勞動。更何況人多地少，生產的糧食僅能夠自己消費，根本無節余去換錢

這些年林業發展很快（主要是果業），由于先前缺乏市場經驗和戰略眼光，所栽培的品種無非是紅星、金光、國光、富士等老品種,除富士銷路好一點外，其他幾種則難以出手。因此果農除了要忍受入不敷出的痛苦外，還要面對"賣果難"的尷尬。尤其是今年，我縣于6月15日三分之一的地區遭受冰雹襲擊。嚴重的地方，棉花、大豆等被打得只剩下光桿，較輕的地區，果實也遭受"創傷"。8月初，冰雹再次來襲，農民損失更加嚴重。

困擾農民的另一因素為人為因素。部分領導的決策失誤，也給農民留下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像前面述及的盲目發展果樹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品種不佳，質量不高，收成小，更換品種或農業結構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另外，不少地方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上述的兩種因素，導致農民的人均收入極低，入不敷出的現象嚴重。所以一般家庭中要有1-2人外出打工或經商，形成以工養農和以商養農的格局。下面是我所做的調查情況的列表，從中可以看出農民的生活狀況：

家庭類型調查項目 成員均為農民 成員中有教師、工人、農民等 成員中有農民和經商者 有外債家庭率

平均月收入（戶） 20元 500元 520元

平均月支出（戶） 34.4元 430元 430元

凈余 -14.4元 170元 190元

所占比例 5.2% 91.7% 3.1% 95%

其中支出項中除了生活必需外，85%以上的家庭將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子女的教育經費，這也是造成大部分家庭負債的原因。之一。

當然，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農業的科技投入逐漸加大。塑料大棚和薄膜覆蓋技術正在逐步地得到推廣。在土地資源緊缺的岳壁鄉，兩項技術的推廣率達到90%以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山西作為全國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其所含的平遙地區又是比較落后的地方，嚴格地說，以上的情況并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通過此次調查，我感慨很多，作為農民的女兒，我深切地體會到了廣大農民終年勞作的艱辛、痛苦和無奈。不過我堅信，隨著農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農民的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